再拒防长会面？　中美关系的选择性解冻

《华尔街日报》5月29日引述美国国防部声明报道，称中方拒绝美方在5月提出的中美防长新加坡会面邀请。如果事态属实，美国防长奥斯汀（Lloyd Austin）很大可能不会在6月2至4日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的场合上与中国防长李尚福进行会面，似乎打破了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在G7峰会上指中美“很快开始解冻”的预言。

对于3月才刚上任的李尚福与奥斯汀的会面，其中最大隐忧是特朗普（Donald Trump）时代美国已因为采购俄罗斯军火的问题对李实施了制裁。虽然美方称制裁不禁止李、奥两人会面，但中方据报此前已告知美方若制裁不获取消，两人会谈机会甚微。

拜登在G7峰会上曾称会正磋商取消对李尚福的制裁。但华府外交界很快就出现“拜登是否对华放软”的声音，美国国务院亦迅速澄清“我们并没有计划撤销对（李尚福）的制裁，以至是对中国更广（的制裁）”。

似乎是出于类似的逻辑，因为2月中美气球风波而叫停访华行程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至今也未得重新访华的机会。虽然拜登在G7峰会上故意以“silly”（笨）一词形容气球事件，明显有意淡化中美紧张关系，但早前有英媒报道就称，中方担心美国会在布林肯访华期间公布联邦调查局（FBI）有关被击败中国气球的调查报告，因此在未确定拜登会如何处置报告之前，未能重定布林肯的访华日子。

如果上述消息属实，中美关系看来确实已经到了连一点符号性的负面因素也承受不了的地步。有美方官员更称，自2021年至今中国已经十多次拒绝了美国的高层官员会面请求。

不过，这并不代表中国对美外交没有务实的一面。

一方面，这些中方拒见的讯息一直以来也是出自美国官员，明显是公关宣传战的一部分，用来向占全球大多数的“不站队”国家营造中国才是“不友善”一方的观感；但客观而言，当拜登当局对华制裁一浪接一浪而来，甚至像去年10月的半导体禁令一般直接不问缘由针对所有中国企业，人们都能看清中方不愿多谈的原因。

另一方面，中方在没有符号性负面因素阻碍且具必要性的层面，早已重启了与美国的沟通。5月8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就跟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Nicholas Burns）在北京见了面。5月10、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也低调地在维也纳跟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进行了超过8小时的对话，相关消息在事后才对外公布。5月25日，两日前才刚到美国履新的中国驻美大使谢锋与美国副国务卿纽兰（Victoria Nuland）会面，表明要“探索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5月25、26日，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亦在美国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贸易部长会议期间分别会见了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Gina Raimondo）和贸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

这些会面从外交部门上的对接、中美高层的“坦率”战略性对话，再到经贸部门的沟通，全都包括在内，已可算是本年以来中美接触的高点。

在军事层面的缺口，其实也不难理解。中国对南海和台湾的主权声称，以至其背后不断增强的军力支持，非常明确；美国本年以来先后扩大在菲律宾可用的军事基地数量，又跟巴布亚新几内亚（Papua New Guinea）签订防务合作，也明显是要为应对武统台湾和加强军事围堵中国所作的准备。大家都在采取“战略清晰”，军事沟通最多只能是更确切地尝试建立避免潜在擦枪走火的渠道，并不会带来战略上的任何改动，而此刻还未到中美真的会擦枪走火的地步。

拜登当局的对华外交，本来就是一种选择性的政策。从“竞争、合作、对抗”的三分法，到所谓“小院高墙”的科技制裁，再到为中美关系修筑“护栏”，也是不同有关选择性的比喻。对于中国有选择性地区别要跟哪些美方部门和官员重启沟通，进而推动选择性的解冻，这也该是拜登当局应当乐见的发展——毕竟，选泽性的解冻意味着两国尚有理性合作的可能，并非立意要将两国关系激化到全面对抗的层级。

从美国债务上限危机渐解的情势来看，下一个中美解冻的进程可能会由对华鸽派代表、美国财长耶伦（Janet Yellen）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