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日再建军事同盟？　新时代地缘政治与不切实际的“大国梦”

1月11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欧美五国行来到英国的第三站，他与英国首相苏纳克（Rishi Sunak）签下了全文长27页的《日英相互准入协议》，确立了双方在对方领土部署武装部队的各种细节，使英国成为日本继澳大利亚之后第二个谈成相互准入协议（RAA）的国家，以及首个与日本达成RAA的欧洲国家。跟岸田此前到访法国和意大利、此后到访加拿大（13日还会到美国）大家“谈”安全合作不同，“日英RAA”是一份有实际意义的文件，岸田与苏纳克签字后，协议更需要两国国会通过作实。

苏纳克在签字之时间接提到1902年《日英同盟》共抗沙俄的过去，今时今日的日英RAA也确有这个百年前同盟的影子。根据日本外务省的官方通稿，这次日英军事合作的“背景”是两种对于既有国际秩序的挑战：其一是“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进侵”，其二则是“在东海和南中国海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没有点名，但大家都知道这个尝试的主角就是中国。

这个协议其实已非日英军事关系愈行愈近的第一个讯号。此前在2021年9月，英国新航母伊利沙伯女王号（HMS Queen Elizabeth）首次出航就来到印太地区访问日本，并与日本自卫队进行其首次演练。其后，两艘英国巡逻舰已长驻横须贺美国海军基地。

当然，跟百多年前的世局不同，今天“后-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政治主要玩家是中国和美国。就算是2022年入侵乌克兰引发轩然大波的俄罗斯，其行动的重要背景因素也离不开中美的消长和竞争——试问如果中国仍然只是个羸弱的人口大国，不得不顺应西方的“国际规序”，又或者美国没有“印太转向”而依然以冷战时代的大西洋主义为外交主轴，普京会否如此轻率向乌克兰动刀？

“围堵中国”的机遇

虽然中方否定“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的必然性，但此刻美国对于中国已明显采取了一种“围堵政策”。特朗普时代发动的贸易战和主要针对华为的科技打压，从其只要求中国多买一些美国货的2020年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看来，背后并无深远的战略考虑。但此等莽动却确立了美国压制中国崛起的两党共识：从华府建制代表拜登（Joe Biden），到原本经营健身室、后来靠QAnon阴谋论打响名堂的共和党极右众议员格林（Marjorie Taylor Greene），“抗中”意图如一。

拜登当局的这种“围堵政策”在其10月公布的对华芯片禁令中表露无遗，该法令对中国企业作出一刀切的半导体出口限制，更禁止美国公民为中国半导体发展服务，明白不过地撕破了某中国企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往日借口。

“围堵政策”的另一面，则是拜登强调的盟友外交。在半导体产业上，美国正积极拉拢荷兰、日本，甚至韩国，加入美国主导的对华包围网。在军事上，美国则鼓励盟友加大军事投入，去为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服务。

这一种新时代下的地缘政治发展，引伸出大国争霸的形势，重燃起不少有过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历史的国家企图再次参与改变历史的“大国梦”。

“全球英国”与“日不落”

在英国，脱离欧盟的背景，其实就是英国能够在全球茫茫大海上单打独斗的想像，认为欧盟的种种规范对英国而言只是绑手绑脚。脱欧公投后上台的留欧派特雷莎·梅（Theresa May）为迎合脱欧派而提出的“全球英国”（Global Britain），其实就极有“日不落帝国”的影子。这种历史想像固然是脱离现实的——欧洲人对于英国脱欧的一大批评就是“欧洲有两种国家：小国和不知道自己是小国的小国”——但想像当然不必符合现实。

此刻的“英日RAA”，可算是军事维度中“全球英国”乘着中美、中日竞争之时势的实践。正如伊利沙伯二世女王号首航即到印太的决定一般，这个与日本的军事协议也是在“脱欧大将”前首相约翰逊（Boris Johnson）任内开始商谈的。英国脱欧、全球英国与英国印太政策的关连不言而喻。此刻的印裔首相苏纳克，虽然没有约翰逊的英格兰本位气息，却也是根正苗红的脱欧支持者。（有趣的是，不只苏纳克，其实连约翰逊本人也是土耳其移民的后裔。）

但在这个“全球英国”的想像之中，心怀“大国梦”的英国人却不得不接受一种矛盾：日不落帝国是国际政治的主角，但全球英国只能是美国地缘政治布局的棋子。

日本的“中国威胁论”

另一个有着“大国梦”想像的当然是日本。自二战军国主义失败之后，日本一直有一小撮右翼分子心有不甘，至今经过公关上的温和化后，就变成了修改和平宪法的力量。日本的“大国梦”并不像英国般“日不落”，却至少是要保持在东亚的大国地位。然而，残酷的现实却是，从人口和人口构成的发展来看，日本根本不可能是东亚的大国，在其经济规模早就被中国超越和抛离之后，日本更愈来愈被人与“前殖民地”韩国相提并论。

中国威胁论，就成为了日本右翼针对中国崛起、试图扭转历史走向的解方。一方面，日本要阻止中国国势在东亚独大，必需借力美国，鼓吹中国威胁就是日本能从中美竞争中达成自身地缘政治目标的利器。近年美国用以在亚洲凝聚抗中阵线的“自由开放印太”理念，甚至是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的重生，背后其实也完全来自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而另一方面，鼓吹威胁，也能压服日本国内的和平主义倾向，使民众更为支持日本扩军甚至修改和平宪法——毕竟这些只是对于“威胁”的“被动回应”而已。

大国想像终受现实局限

在中美竞争的新时代之下，“大国梦”其实不限于英日。例如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治下的法国，就一直希望在世界走向中美权力两极之时，挣脱二战和冷战遗留、由美国主导的大西洋格局，再以“欧洲”为中心，建立起世界另一个权力重心。

法国一向是北约和美欧同盟之中不太心甘情愿的成员——毕竟法国今天尚是欧洲唯一拥有遍布美洲、非洲、亚洲剩余殖民主义幅射能力的国家，而在地理上其实只是亚洲延伸出来的一角、根本算不上是“洲”的欧洲，当然也是帝国主义历史中夜郎自大的产物。再以欧洲为权力中心背后的历史性情意结实在是明显不过。

值得留意的是，法国近年也加强了与日本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合作。这次岸田访法与马克龙见面期间，印太安全就是主题，而双方也决定了会在本年上半年再举行两国外长、防长的“2+2”模式会面。近年在西非借反恐为欧洲军力小试牛刀失败后，法国在印太的未来行动绝对值得留意。

另一个还有“大国梦”想像的当然就是俄罗斯。若非普京有基辅罗斯（Kievan Rus）唯一继承国的历史理解，又或者白罗斯、乌克兰、俄罗斯三国本来是血浓于水一家亲的想像，去年2月的俄乌战争根本就无从谈起，即使俄罗斯东有中国盟友支撑、西有美国印太转向的客观条件支持亦是如此。

正如普京在乌克兰战场上所经历到的一样，人们的政治想像往往会受到现实所局限。国际政治作为一种社会建构，并没有客观的现实，却是客观的现实与人们的想像之间的存在。毕竟，用来描述新兴强国威胁到现有强国国际霸主地位时的战争倾向的“修昔底德陷阱”也不是一种自然律法。可是，如果人们的想像与客观的现实太过格格不入，最终凭想像而行事的人只能跪倒于冷酷的现实之前。这也是出于各种不同原因而各有不切实际“大国际”的为政者应该铭记在心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