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与瑞典至今无法加入北约：土耳其究竟在反对什么？

6月28日，北约（NATO）的马德里峰会召开前夕，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Jens Stoltenberg）会同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芬兰总统尼尼斯托（Sauli Niinistö）、时任瑞典首相安德松（Magdalena Andersson）举行四方会谈。会后土耳其同意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并与两国签署了入约的三方备忘录。

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Anadolu Agency）报道，备忘录内载明土耳其所提要求，包括芬兰和瑞典须与库尔德工人党（PKK）保持距离，并根据土耳其提供的资讯、证据和情报，协助驱逐或引渡恐怖嫌疑人回土耳其，同时承诺不支持“居伦运动”以及库尔德民主联盟党（PYD）和其附属武装组织“人民保护部队”（YPG），并取消对土耳其的武器禁运。

彼时斯托尔滕贝格曾乐观表示，将于6月29日的峰会上正式邀请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两国很可能于几个月内正式成为成员国。然从后续发展来看，土耳其显然有些心口不一。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Mevlüt Çavuşoğlu）于8月表示，由于芬兰与瑞典尚未引渡参与居伦运动的“恐怖份子”，故土耳其无法同意两国加入北约；直至11月，土耳其仍以类似说辞阻挡两国加入。

而后土耳其越发针对瑞典，且要求近乎无理取闹：安卡拉要求瑞典解雇一位官员，只因其在10年前参加了亲PKK集会；针对瑞典出现同情PKK者发起的集会、会上出现反埃尔多安口号，土耳其要求瑞典政府查明与会者身分。为此瑞典新首相克里斯特松（Ulf Kristersson）于11月8日访问土耳其，盼能说服土方支持瑞典加入北约，却仍难有进展。11月30日，恰武什奥卢在会见芬瑞两国外长后，表示“需要看到更多具体行动”，显然仍不愿放行。

问题出在哪里？

而对土耳其种种刁难，不仅瑞典政府陷入挣扎，其内部舆情亦激愤不已。

有鉴于北约扩员需要一致决，自芬瑞两国于5月正式提出加入申请后，土耳其便持续“一夫当关”、阻止两国入约，芬兰与瑞典只能被迫在库尔德问题、居伦运动、武器禁运等场域上让步，期望换到加入北约的门票。以瑞典政府为例，其在8月同意引渡一名土耳其声称的“恐怖分子”，且为避免国内反对声音检讨，其竭力宣称此次引渡“与加入北约无关”，是符合正常法规程序的举措；到了9月，瑞典正式解除对土耳其的武器出口禁令。

然而上述让步没能换来安卡拉的点头，倒让瑞典内部的批评声浪此起彼落。反对派指责瑞典官员竭力取悦埃尔多安、毫无尊严，10月以后就任的新首相克里斯特松更是成了箭靶。

11月8日克里斯特松访问土耳其后，《瑞典日报》（Dagens Nyheter）便刊登知名记者亚历克斯·舒尔曼（Alex Schulman）的评论文章：《克里斯特松必须停止为土耳其羞辱自己》，文中讽刺道“是的，我们羞辱了自己，但这是值得的，因为这次旅行肯定会有回报，克里斯特松将得到埃尔多安一个长久而温暖的拥抱，而埃尔多安将告诉他：欢迎来到北约，我的朋友”；“三周后，埃尔多安将来到瑞典，这意味着屈辱将在瑞典国土上续演。但这一次，克里斯特森将不会是唯一受辱的人，届时国王将不得不鞠躬，王后也会将头饰放在他面前”；“我们真的要继续这种自我毁灭的行为吗？”而土耳其事后的持续杯葛，也强化了舒尔曼文章的黑色幽默。

平心而论，回顾6月以来土耳其所开出的相关条件，其角色更多是烟雾弹、而非安卡拉的心之所向。一来，不论是库尔德分离势力或居伦运动参与者，芬兰与瑞典所发挥的庇护作用，都远不及美国巨大，居伦（Fethullah Gülen）本人更是流亡美国多年；二来，所谓“芬瑞对土耳其实施武器禁运”，其根源乃是2019年土耳其进军叙北后，由捷克、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发起的联合制裁，但其中仅法国、西班牙和英国勉强称得上是土耳其的军火“供应商”，芬兰、瑞典占比其实少得可怜。

综上所述，彼时土耳其的真正要价对象，应是希望北约再扩的美国，以及不愿两国入约的俄罗斯。毕竟在6月29日、土耳其宣布放行芬兰与瑞典的第二天，拜登（Joe Biden）政府便宣布支持向土耳其出售F-16战机的计划，外界不得不怀疑，美土之间应是有过秘密协商与交易。

而眼下埃尔多安的刁难不断，原因显然也不会是瑞典与芬兰的“不确实履约”。瑞典内部有分析认为，埃尔多安将在2023年迎战总统大选，但眼下土耳其经济状况不佳，其应是有意藉著“欺侮”瑞典、摆布北约，来展现自己的“大国领导人”形象，催出更多选票。

土耳其对北约的需求已与过往不同

而不论瑞典的猜测是否为真，土耳其对北约的需求也确与过往不同。

冷战时代，为制衡苏联的地缘威胁、实现成为“西方国家”的梦想，土耳其将国家安全战略紧密地捆绑于北约战车上。然而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土耳其与北约盟国的分歧逐渐扩大。一来，土、叙有长达911公里的边境线，内战成了土耳其的真实威胁来源，欧洲却无法感同身受；二来，叙利亚内战逐渐演变为代理人战争，俄罗斯和伊朗坚定支持阿萨德（Bashar al-Assad）政权，北约盟国却不愿过多介入，让土耳其深感孤立无援；三来，“伊斯兰国”（IS）崛起后，美国选择与叙利亚的库尔德武装合作、打击恐怖主义，而土耳其向来与库尔德势力敌对，遂在叙利亚事务上倒向了俄伊一侧。

在此之后，土耳其愈发奉行国家安全上的独立政策，逐步降低对北约的防务依赖，包括购买俄罗斯S-400导弹系统、在卡塔尔（2015年）和索马里（2017年）创建军事基地、在叙利亚和利比亚独立展开军事行动、在伊拉克北部和“北塞浦路斯”地区维持军事存在、扶植本土国防工业发展等。

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土耳其与北约的“同床异梦”更加明显。除了阻止芬兰与瑞典加入北约外，土耳其未以“侵略”定位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更未跟风欧美加入对俄制裁。从结果来看，与北约保持一定战略疏离，让土耳其的斡旋角色得到施展空间。归根结柢，伴随国际情势变化，与北约高度同调的传统联盟战略，已不再契合土耳其当今的国家利益需求，不论是内政、军事或外交场域。

然即便如此，要推断土耳其将与北约分道扬镳，也是不切实际的幻想。首先，观察土耳其与北约盟国的分歧，其本质更多是“分配性战略分歧”，即在界定敌人上认知不同，而非争夺联盟主导权；其次，土耳其确在近年与俄罗斯交好，引来其余北约盟国的不谅解，但购买俄制S-400一事，既有国防独立需求，更是平衡外交的实用主义体现，土耳其意在形塑“吸引各方争取自己”的外部环境；此外，土耳其与北约的合作机制并未遭到根本性破坏，2021年土耳其从波兰手中接过北约快速反应部队下设的“北约高度戒备联合特遣部队”（VJTF）指挥权，土军第66机械化步兵旅（4,200名士兵）成了该部队的核心，从军队指挥权的正常交接可以看出，联盟内斗并未影响土耳其在北约的角色。

而从土耳其的地缘位置来看，北约是其平衡俄罗斯影响的制度力量，更是其在东地中海平衡希腊的重要支点；对北约来说，土军的空军基地亦是重要资产。故在可见未来内，双方都将维持北约框架下的机制性联系，只是土耳其的战略认知已与过往不同，其不仅不愿再充当西方框架下的“二等公民”，更要求欧美“平视”自己。从战略依附到战略自主，不论芬兰与瑞典最终能否入约，土耳其与北约联盟关系都已发生深刻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