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911恐袭到俄乌战争：20年来美国发生什么变化？

2001年9月11日，基地组织（al-Qaeda，又译作阿尔盖达或盖达组织）劫持了4架民航客机，对包括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在内的目标发动恐怖袭击，造成近3,000人死亡、超过6,000人受伤。

这场人称“911恐袭”的事件，引发了后续的地缘变局。先是小布什（George W. Bush，又译作小布希、小布什）打出了“反恐战争”旗帜，于2001年下令入侵阿富汗，推翻塔利班政权，又在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开始了对伊拉克的长期占领，并于2006年绞死前总统萨达姆（Saddam Hussein，又译作海珊）；接着是奥巴马（Barack Obama，又译作奥巴马）与特朗普（Donald Trump）任内面对“撤军或增兵”的漫长挣扎，并在军方施压与“重返亚洲”、“印太战略”间左右为难；最后是拜登（Joe Biden）在2021年完成了阿富汗大撤军，塔利班遂于垮台20年后再度掌权。

回顾“反恐战争”之初的国际格局，中美关系相对和稳，北京把握了难得的战略机遇期，美俄关系亦相当稳健，彼时身为西化派的普京（Vladimir Putin，又译作普丁或蒲亭）甚至允许美国在中亚建立军事基地，以方便美军进出中东执行反恐任务；然而20年过去，美国正在撤出中东，中美博弈日趋白热化，俄罗斯更是发动了俄乌战争，美俄关系行至低谷，中俄则为抗衡美国的战略挤压，逐渐在欧亚大陆上靠近。

综上所述，“911恐袭”给了美国入侵借口，使其对中东国家步步进逼，却也由此陷入20年虚耗；在此期间，单极国际秩序的根基日渐倾颓，美国不再是冷战结束之初的“历史终结者”。20年后爆发的俄乌战争，既暴露美国不同以往的内政氛围，也揭露了其所处国际格局的截然不同。

内政：俄乌战争的政治号召力有限

首先，在内政氛围中，伴随俄乌战争爆发，“亲乌反俄”成了美国两党的政治共识。

综观美国政坛，不论是共和党或民主党，在2022年2月24日俄乌战争爆发后，除了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又译作季辛吉）等“退休前辈”外，几乎没有政治精英敢公开检讨美国近年的对俄政策，更遑论要美国要对俄乌战争的爆发负部分责任；与之相反，绝大多数的美国时任政治精英赞成对俄罗斯祭出严厉制裁、向乌克兰提供财政援助和武器、接纳一定数量的乌克兰难民，即便此举可能付出一定程度的经济代价。

而被视作“亲俄派”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则一度陷入被动。2月22日，普京宣布承认乌东两“共和国”独立时，特朗普还独排众议，大赞普京“天才”，同时消遣拜登“什么事都没做”、“我如果成功连任，绝不会让这种事变发生”；24日战争爆发后，面对排山倒海的谴责声浪，特朗普不得不修改措辞，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大屠杀”，同时呼吁俄方停战，却仍不忘嘲讽拜登，“假如我还继续任职，俄罗斯不敢并吞任何一寸土地，更不敢发动入侵行为。”

然虽说政治精英形成了“亲乌反俄”的基础共识，俄乌冲突的号召力仍比“911恐袭”逊色，且拜登政府的政治收益并不显著。2001年“911恐袭”发生后，时任总统小布什的支持率从50%迅速飙升至90%，且持续2年后才回落至原水平；但2022年2月下旬以来，拜登的支持率持续在30%至50%间浮动，并未显著拉升，甚至还一度下跌。

而拜登与民主党虽趁机将油价、通胀上行的现象归咎于俄罗斯，希望缓冲中期选举的选情下滑，却显然无法服众。出身共和党的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又译作麦康诺）便嘲讽，拜登将美国的高油价、高通胀称做“普京涨价”（Putin's price hike），是在“发明令人大笑的修正主义历史”。

综上所述，与“911恐袭”相较，俄乌战争对拜登政府的政治利好非常有限。究其原由，下述3个因素或为关键：第一，俄乌战争毕竟发生在东欧，不比“911恐袭”直击美国本土核心，伤亡者也非美国公民，民众即便对俄罗斯的入侵义愤填膺，却还不足以上升到“必须出兵”的地步。

第二，如今美国极化政治严重，与“911恐袭”发生后，美国政坛团结支持小布什的氛围截然不同，共和党人纷就应对俄乌战争一事，全方位、无死角抨击拜登，前有特朗普消遣拜登“在预防战争上无所建树”，后有麦康奈尔嘲讽其“甩锅普京”，种种攻势瓦解了民众对总统的期待心理。在极化政治与中期选举的交织牵引下，俄乌战争在美国内部更多是为政治攻防服务，并在一定程度上与“拜登是否无能”的命题相挂勾。

第三，如今的美国经济已非黄金年代，高油价与高通胀触发了高民怨，偏偏政府又持续援助乌克兰，民众不免会有“被打肿脸充胖子”的不满。拜登在执政之初也曾满怀雄心，推出政府支出计划和社会改革项目，但在如今的通胀压力下，其只能面对现实。在2023财年预算案中，拜登明显向中间立场靠拢，放缓推动进步派议程，开始转向“两党团结议程”，并强调将大力解决通胀和财政赤字。

简言之，在战场距离遥远、极化政治严重、经济局面不如过往等因素下，俄乌战争虽在美国政坛催生“亲乌反俄”的政治正确，却无法重现当年“911恐袭”的政治号召力。

国际格局：多极化的世界正在成形

而在国际格局上，美国被迫直面多极化世界的成形。

由历史视角观之，俄乌战争是美欧俄地缘政治矛盾和利益冲突的总爆发，并迫使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国家，正视后冷战秩序持续松动的现实。其中，欧洲受限政治正确、反俄传统、美国压力，仍在“被断气”与援助乌克兰的框架内打转；土耳其、沙特、印度等中型国家的取态有所不同，与其“唯美是从”，其显然更偏好多极化的世界秩序，这与“911恐袭”后全世界普遍服膺美国的风向大为迥异。

而由美国的视角观之，如何应对新时代的中俄关系，是其眼下对外政策的关键核心。

首先，可以观察到，即便俄乌战争的爆发重挫美俄关系，美国的战略重心仍在中国。冲突爆发之初，美国确实一度面临战略资源移转压力，然而伴随俄罗斯无法速战速决，美国又将目光放回了印太地区。短期之内，俄罗斯仍是美国的主要核威胁，但中国则是能对美国构成系统性挑战的大国，故尽管俄乌战争持续进行，美国依旧认为：中国是美国最重要的战略竞争者，印太地区的“中国挑战”，强于欧洲地区的“俄罗斯威胁”。

但在实务操作上，美国倾向对中俄进行“战略捆绑”，以发挥动员盟友的最大效果。正如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所述，“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危险，是中国与俄罗斯或许还有伊朗结盟”。故俄乌冲突爆发之初，美国曾试图“迫华制俄”，即要求中国参与制裁俄罗斯，并威胁北京若不加入就会“付出惨痛经济代价”。但从结果来看，美国的努力功败垂成，而也正是明白中俄关系暂时无法离间，美国转而操作捆绑中俄。

在宣传上，美国渲染中国已彻底倒向俄罗斯，加入所谓“反西方阵营”，同时将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划归所谓“邪恶轴心”，是“民主世界”的敌人。归根结柢，还是照搬了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对峙话术，只是其对手由苏联带领的共产铁幕，换成了中俄伊大杂烩的“反西方阵营”。

但如今的美国是否还有能力进行两线作战，是个尴尬问题。美国战略界内已有不少分析警告，美国当前既无能力也不应该两线作战，若真要两线作战，就须进行战略资源的再分配。故可以观察到，在美国持续转向印太的过程中，其于欧洲与中东的资源投入有所缩减，只是如今欧洲国家大体仍在同一战线上，暂时充当了美国的反俄前哨；但中东地区的多极化态势便相当明显，因为美国的大幅撤出已成定局。

眼下俄乌战争仍在持续，伴随俄军在哈尔科夫（Kharkiv）等地进行战线收缩，“俄罗斯是否会败”逐渐成为舆论话题。但平心而论，不管战事是否已到“转折点”，俄罗又将面对怎样的未来，其实力下降必然引发欧亚大陆秩序的分化与重组，结局却未必有利美国，也未必能重新巩固后冷战时代以降的单极秩序。因为俄乌战争的成败只是催化剂，关键还是俄罗斯的对华取态。

美国或许期望，衰落的俄罗斯会成为中国的战略负担，或是普京政权垮台后，俄罗斯能出现亲西方政权，站到反华阵线一侧；但其亦不能确定，局势不会朝相反方向发展，即衰落的俄罗斯并不由西化派掌权，且在对外关系上更加依赖中国，并在欧亚整合事务上，比过往更加容许中国存在。

国际关系是不断演进的动态过程，各国的选择与行为，构成了当今的国际秩序格局。归根结柢，如今美国面对的局势变化，并非简单的“中国挑战美国”或“俄罗斯威胁美国”，而是其身为老化的霸权，已经无法维持过往规模，为全球提供大范围的安全、经济场域公共财，这才促成了多极化秩序的出现。在此情况下，即便其成功在俄乌战场拖垮俄罗斯，历史也不会倒退回苏联解体的时空。

【美国变化Q&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