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对华关税“未有决定”　扣减与否其实已与中国无关

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在华府时间周五（7月8日）召集幕僚讨论对中国进口商品关税的潜在减免。在通胀高企之际，拜登当局连月来已一直传出以扣减关税缓减民生开支上升的辩论，本周初更有媒体指拜登最快会在本周内宣布相关关税扣减的政策。不过周五当日，拜登却称他依然未有决定，正逐项关税作研判。

早在拜登5月下旬的首次亚洲行之际，他就曾公开承认正考虑减少特朗普时代的对华关税，然而其具体政策却迟迟未有出台。

随着特朗普2018年起对中国实施的“301关税”本月起开始到期，如果美国各界没有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延长相关关税的话，关税将自动取消——不过，到本周为止，美国当局已收到超过400份延长关税的要求。这样的时机就构成了拜登重整对华关税的可能。

扣减关税政策迟迟未见的原因，是在于拜登当局的内部分歧。自6月以来，这种内部分歧进入了“外部化”的阶段，不同官员之间已出现了在公开场合隔空交火的情况。

耶伦与戴琦的隔空交火

一方面，财长耶伦（Janet Yellen）与商务部长雷蒙多（Gina Raimondo）都支持扣减对华关税以压抑民生支出的上行压力。雷蒙多在6月上旬就曾称对单车或家庭用品等扣减关税是合理的，而钢铝关税则应予保留。另一方面，坚持保留对华关税的一方则由美国贸易代表戴琦（Katherine Tai）为标志人物。

戴琦与耶伦上月以来更曾在国会听证的场合上公开“各说各话”。耶伦指特朗普的关税并没有战略性意义，而关税最终也需要由美国人而非中国人来付，伤害美国消费者和企业。但戴琦则称她认为对华关税是重要的筹码，而她作为一个贸易谈判员永远不会放弃此等筹码；对于有研究指广泛的贸易自由化将能为美国家庭平均节省797美元的研究，戴琦更指这只是“介乎小说和有趣学术练习之间的东西”。

而作为拜登外交战略大脑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据报也对扣减对华关税表示迟疑。

这种内部分歧，反映出拜登对华政策的两种思维。像耶伦般的官员从美国的实际经济得失上看，会认为某些对华关税（像针对一般消费品的）于中美的经济竞争而言毫无战略利益，反而打击了美国民众的购买力，因此应当取消，并对中国采取更具针对性的措施。

而像戴琦般的官员则认为美国应尽用所有工具谋求中国的贸易和产业政策向美国想见到的方向走，因此对华关税不应获得扣减。

政治压力之下的小动作

除了白宫内部的路线分歧之前，白宫之外的政治压力，也是导致拜登难以作出决定的理由。

首先，这是来自美国工会的压力。各大美国工会代表已去信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要求全面延续既有的对华关税。在共和党政治草根化的背景之下，工人阶级已再非民主党的票仓，而若民主党进一步流失工人阶级的选票的话，本年中期选举的表现可能会比预期更差。而且，任何对华关税的扣减也会引来美国两党鹰派指责拜登对华软弱的压力。

根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的报道，在内部分歧和外部压力之下，拜登只敢推出小规模的关税扣减，只针对约值100亿美元的消费品作减免——这只是受特朗普关税影响的约3,7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一小部份。拜登当局大概认为这种具体针对性的关税扣减，即使不能减低美国通胀率，也能让民众在边际上减轻一些负担，正如其暂时豁免燃料税的主张一般。

除了小规模的针对性扣减之外，拜登为安抚普遍反对对华关税的美国商界，可能会同时推出新的豁免申请制度，让企业可按每个个案去申请关税豁免。

而为了缓减扣减关税被指对华软弱的压力，并在对华关税政策上作出具针对性的转向，拜登也可能会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启动新的“301调查”，可能会引来更进一步的关税增加。在特朗普主政期间，其“301调查”主要针对所谓的“强迫技术转让”，但拜登的焦点将会更加针对中国的产业政策和补贴。不过，此等调查可能要花费一年时间才能完成。

本周一（7月4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曾与美国财长耶伦通话，外界也盛传拜登与习近平正准备在短期内通话，引起人们对拜登宣布扣减对华关税的期待。

不过，从压抑通胀的角度来看，扣减对华关税的影响其实非常有限。根据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6月发布的分析文章，去除所有对华关税只会使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减少0.26个百分点；即使将美国本地厂商面对更具竞争力的中国进口商品而下调价格的效果也考虑在内，这对美国通胀也只有大约1个百分点的影响。（美国5月的CPI已达8.6%。）

虽然中国商品占美国整体进口比例比关税落实之前有所下降，但不少评估都显示美国企业负担了大部分的关税成本；而在2021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更达到了史上高位。由此可见，美国对华关税本身对于中美贸易的影响非常有限。

从上述拜登当局的各种考虑可见，特朗普时代去除对华贸易逆差的因素已再不在台面之上。说到底，对华关税经过这几年的调整，早已成为了中美贸易的背景条件，其扣减与否主要牵涉美国国内的民生问题和政治争逐，与中国和中美贸易的关系已极其浅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