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罢工潮降临英国　通胀高企之下加人工合情合理？

近八成铁路班次被取消的30年未见冲击，打响了“不满之夏”（summer of discontent）罢工潮的第一炮。英国全国铁路、海路与公路运输工会（RMT）在6月20日、22日和25日动员4万铁路工人发起罢工，抗议铁路网公司（Network Rail）现代化经营计划带来的裁员，并要求加薪7%，以应付英国本年底预计高达11%的通胀。

对此，铁路网公司只还价加薪2%，还想绕过工会直接对员工作游说。而约翰逊政府现已改变了此前立场，举出“工资价格螺旋”（wage-price spiral）的旗号，警告工人对加薪的要求有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民生开支，导致恶性循环。

各行各业罢工料接踵而至

这样的表态其实与向来民粹的约翰逊政治风格甚为不合。去年10月，约翰逊就曾呼吁企业要以增加工资的方法去解决劳工短缺的问题；到本年1月，在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已同比升至5.5%水平之后，约翰逊还公开否定过英伦银行行长贝利（Andrew Bailey）对雇员要求加薪应有“节制”的呼吁，指政府不应扮演“制订薪金或对私人企业的战略方向和管理给建议”。

劝阻选民争取加薪，当然是任何政客的顾忌。

然而，根据本周公报的数据，英国到5月的CPI已同比升至9.1%。预估到本年10月，通胀更会升至11%的水平。面对此等数字，约翰逊本月才开始改口警告“工资价格螺旋”的危险。此刻，英国的通胀已达至G7国家中最高，其来年经济增长预计却是G20国家中除俄罗斯外最低。“滞胀”一词频繁出现在英国经济的讨论当中。

这一个夏天，在民众关注薪金赶不上通胀之际（本年首季常规薪酬同比实质下降1.2%），更将迎来一波又一波的罢工潮。刑事律师公会（CBA）已通过投票，如果政府不响应其增加法律援助、将律师费用上调15%的诉求，将在6月27日起开始逐步停止受理案件。英国两大主要教师工会已提出加薪12%的要求，否则不排除通过投票后在本年秋季发动罢工。而医生、护士等一系列公营部门雇员也正在酝酿罢工。

在失业率依然处于低水平（5月数据为3.8%）之际，私营部门也开始出现重大的加薪压力。代表劳斯莱斯数千名英国员工的工会本周就否决了资方加薪4%和额外2,000英镑一次过报酬的提议。

加薪压力遍及欧美

除了英国之外，欧洲各国也面临罢工和加薪压力。当中航空业的情况特别严重，比利时、法国、西班牙等国都正在出现新的罢工活动，各国面临夏日旅游旺季，却要被迫削减航班。

而德国最大工会IG Metall亦已建议为金属和电子业的390万工人争取7%至8%的薪金增幅；该国在社民党政府上台后也将在本年2022年把最低工薪提升25%（与2021年12月比较）。根据本年首季的数字，欧盟国家的整体工资同比增长超过3%，此数虽然低于英美等国，却比金融海啸以来的年均1.8%和2000年至2009年的2.5%也来得高。

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2022年首季的私营部门薪金平均同比升5%，其不及通胀的事实与极低失业率的现况已催生出新一轮工会成立潮，从亚马逊到星巴克，不同工会成立的消息不绝于耳。上周在马利兰州一家苹果公司实体店舖的员工就透过投票通过成立了该公司在美国首个零售工会。在大多美国人此刻都倾向认同工会之际，来自工人的加薪压力无可避免将会上升。

于是，人们就开始关注到“工资价格螺旋”的恶性循环会否出现，在发达国家中重新复制上个世纪70年代的高通胀环境。

对“工资价格螺旋”的忧虑

早在巴比伦时代的《汉摩拉比法典》（Code of Hammurabi），工资与价格已被视为控制通胀的同等工具。此刻由疫情供求失衡、供应链问题与俄乌战争造成的物价上涨不断推高民生开支，劳工理所当然会要求加薪，但加薪本身又会推高企业生产和经营的成本，当这些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这又会反过来推高物价，造成“工资价格螺旋”的恶性循环。

目前，“工资价格螺旋”的多个基本条件已在欧美国家出现。一是低失业率，无论是英国、美国，还是欧盟国家，失业率已跌至数十年，或至少是金融海啸以来的低位。二是生产力提升追不上工资升幅，美、英、欧元区三方本年首季的生产力同比或按季都录得跌幅。三是人们的通胀预期高企，英美两国消费者对于未来12个月的通胀预期都在6%以上（美国数据为2013年来最高），而欧洲央行5月的金融稳定报告亦将本年的通胀预期设于6.8%；虽然各地的长期通胀预期仍低，但短期的通胀预期一年来都呈现出上行趋势。

低失业率给予劳工更大的议价能力。生产力追不上工资，则让企业不得不将部分成本转嫁消费者。而如果对于高通胀预期持续，这将会减少雇员和雇主“暂时忍痛”的意愿，增加前者以预期的物价上升（而非已有的物价上升）作争取加薪标准的趋向，并减少后者暂时承受高成本以持续低价增强竞争力的诱因。

从上文所述的约翰逊态度改变来看，英国政府正担心“工资价格螺旋”可能出现，因而在宣传上设法阻止。而欧洲央行也表明正密切关注欧元区的工资动向。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Jerome Powell）6月22日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听证上亦称，“我们想人们有强的工资增长，但到某一点，工资高企会导致企业开始提升价格，最后导致高通胀。”前联储局准备委员会成员、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米什金（Frederic Mishkin）上月更指美国已在“工资价格螺旋”之中。

虽然各界对于“工资价格螺旋”都有一定的忧虑，不过人们对于这个恶性循环的理论基础以至合时性也有不同的质疑。

今时不同往日？

英国左翼《论坛报》（Tribune）6月16日就刊登评论文章，批评“工资价格螺旋”只是压低雇员工资的口号，指英国雇员薪酬在金融海啸以来的十年都没有实质提升，而今天工会参与度远不及1970年代，工人叫价能力也不及当年，此刻的工会也只是要求与现有通胀看齐的加薪幅度，从实质价值的角度来看，这并非加薪而是拒绝减薪而已。

《经济学人》2月亦有文章指出，即使是在各国有工会能取得比同期通胀率为高的名义加薪幅度的1970年代，美国的薪酬升幅只及得上其生产力升幅的一半，指工人依然受“工资价格螺旋”所害。《卫报》亦指出，虽然在1975年英国雇员的薪酬升幅比通胀率为高，但自1976年起，薪酬升幅已重新落后于通胀率。目前，美、英、欧三方的工资升幅也正呈现出落后于通胀的现象。

而且，今天发达国家的劳动市场与过去相比已见巨变。其一是整体工会参与率的大幅下降。美国的工会参与率从1983年的20%左右下降至2021年的10.3%；英国的工会参与率从1995年的32.4%下降至23.1%；连在以工会话事权闻名的德国，其工会参与率也从2000年的24.6%下降至2019年的16.3%。

其二是雇佣合约中使用“生活开支调整”条款的比例亦已大幅减少。根据本年5月国际清算银行（BIS）发布的一项报告，此比例在欧元区由2008年的24%减至2021年的16%；美国的同类合约比例由1960年代的大约25%升至1970年代后期的大约60%，但到1990年代中期已跌至20%左右。

当工会参与率大减，而雇佣合约又多数不将薪酬与通胀挂钩，“工资价格螺旋”的背后动力已大大降低。

当然，历史分析往往不能准确预测经济现象。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今天，上文提及的数十年未见低失业率和人们持续未止的高通胀预期正正扭转了本世纪以来的全球低通胀局面。这些新的条件也反过来增加了雇员的叫价能力——英国这个夏天预计即将迎来的各行各业罢工，以至美国的新工会频生，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上述的国际清算银行报告中，作者也下了比较谨慎的结论：“到今天，只有有限证据支持大多先进经济体正进入工资价格螺旋。不过，此等前景比前疫情时期为大，其风险不应被低估。”

从个人的角度出发，在百物腾贵的预期下要求加薪，当然是合情合理。但从整体经济的角度来看，这却有可能带来一个吊诡的局面：薪金追得上通胀对大多数人都有利，但这却可能对经济不利，因为这会带来更严重的通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