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富仲重开领导骨干会议　越南版常委隐而不发

到2022年3月下旬，在乌克兰战事引发的全球政治、经济动荡中，按部就班进入两会节奏的越南已成为一处相对平静的角落。到22日，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正继续率领越共中央工作代表团展开巡访。

就在这种一切正常运转的节奏中，外界其实也可以发现一些不同以往的信号。譬如在3月10日，随着阮富仲自2019年5月14日后第二次召集“领导骨干”，举行高层决策会议，一种不成文的越南版“常委”机制似乎也已逐步确立。

根据越南官方讯息显示，这场由阮富仲主持召开的会议有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政府总理范明正、国会主席王廷惠、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武文赏四人与会，另有总书记助理、总书记办公厅负责人陶德全参与。

此次会议旨在讨论2022年前两个月越南突出问题、国际局势做出评估以及讨论未来核心任务。相对于会议决策，参会人员的构成及越南高层决策层的形成更为明显。

在越南，“领导骨干”这一专有称呼是不多见的，召开相关会议的记载截至目前也仅有两次。该机制和越共近年来趋向于集体领导配合高层核心的现状有很大关系。它业已成为越南“阮富仲同志为首的越南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部分，并成为越南实际上的最高领导、决策机构，只不过河内并未就此建立成文制度。

越南党和国家的“领导骨干”称呼初见于2019年5月14日，当时曾兼任越南国家主席的阮富仲召集时任越南政府总理的阮春福、时任国会主席的阮氏金银、时任越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的陈国旺、及时任越共中央办公厅主任阮文年四人参会。与会人员当时介绍了“越共中央办公厅、国会办公厅、国家主席办公厅和政府办公厅”四大重要机构的动向，并强调对“今后核心工作达成高度共识”。

不可否认，在2022年前，2019年5月的这次会议可能尚未形成制度：它的召开与当时越共首脑阮富仲的健康状况有一定关系。但阮富仲的健康问题并不会轻易影响到河内的政治秩序，更不用说阮富仲也安排越共中央办公厅“主动与各职能机构紧密配合”，进而为“领导骨干”提供参谋和安排工作，以确保各项活动得以高效运转。它意味着这种“确保领导管理工作获得最大效果与效力”的行为方式在越南将呈现相当的持续性和制度性。

到2021年1月中旬，随着越共十二大第十五次会议基本敲定“领导骨干”人事职称，将其置于“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以及国会、政府领导人”之上，“总书记、国家主席”之下时，这个名词的再度出现意味着河内确定了最高领导决策层的定位。它宣告了越南政治结构正式从党、政府、国会等机构的“四架马车”转向一种高层决策的“常委”模式。河内的政治环境已无可能出现“四驾马车”、“四根支柱”之类的反复。这种局面在2021年5月，阮春福向北京谈及“阮富仲同志为首”之后更为明显。

很快，“领导骨干”便开始出现在越南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中。也就在2021年8月24日，即河内方面决定军管胡志明市防疫工作之际，阮富仲已与“领导骨干”一同主持会议。阮春福、范明正、王廷惠、武文赏四人即陪同阮富仲听取越南公安部、卫生部报告。这一安排也明确展示了河内的高层分工。

事实上，越共比照中共构建顶层设计的领域绝非确立常委机制一项。由于阮富仲是研究中共党务起家的官员，这使得越共在其领导阶段吸收并学习了更多来自中共高层的细节。

这其中更具代表性的莫过于越方比照中共建立，统管经济体制、生态文明、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在内的全面改革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委员会”，在2017年责成阮春福、王廷惠会同越南计划投资部建立“经济结构重组国家指导委员会”，由此统管工贸部、农村部、经济部、科技部等15个部级单位，涵盖了越南主要政府部门，还包括了河内、胡志明市、岘港三个直辖市。随着阮、王二人继续在越南党和政府中继续担任领导职务，在越共于2021年最终喊出“全面深化改革”口号后，中共顶层设计对越共的影响亦将延续相当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