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局势｜普京的“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到底是什么意思？

2月24日清晨，脸带愤慨的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在录影片段中宣布将对乌克兰进行“特别军事行动”，声言是要将乌克兰“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话音未落，乌克兰的战火即已点燃。

“中立国家”的初心

首先，乌克兰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当然有权利拥有自己的军事力量。普京“去军事化”的要求，并非要剥夺乌克兰拥有自身军力的权利，而是要制止乌克兰近年依赖北约国家输送军备，甚至企图最终加入北约的政治趋势。

乌克兰作为前苏联的核心地区，与俄罗斯在军事和工业上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即便是上世纪90年代初急切谋求独立的乌克兰政界也知道，其主权独立的前提就是不能被当时势盛的西方所利用，而对苏联中的俄罗斯主体构成安全威胁。

1990年7月16日由乌克兰议会通过的《乌克兰国家主权宣言》一方面确立了乌克兰法律相对于苏联法律的优先地位，以及其保有独立军队和中央银行的权力，另一方面也明白地宣示乌克兰“决意成为一个永久中立国家，不会加入军事阵营”，而且不会接受、生产、制造核武器。其后，乌克兰的宪法也明文禁止外国在该国设立军事基地。

当时的乌克兰独立，并没有明确的反俄意味，在1991年的公投当中，乌东顿巴斯及其周边亲俄地区对独立的支持度都在八成以上。

然而，去苏联化、去俄化、西化三种不同的路径在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思维框架中其后却愈见混为一谈，即便1994至2005年间乌克兰有着与莫斯科关系甚佳的总统库奇马（Leonid Kuchma）坐镇，乌国国内都有明显与“中立国家”原意相违背的走向。例如2003年国会通过的外交政策决议就声言要与欧洲和欧洲大西洋作“全面整合”，被解读成表达加入欧盟和北约的讯号。而且，连库奇马自己也脱离不了乌克兰主体性与俄罗斯对立起来的思潮，曾在2003年明确写道“乌克兰不是俄罗斯”。

2004年至2005年的橙色革命之后，说乌克兰语、亲西方的尤先科（Viktor Yushchenko）上台，击败了亲俄的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进一步确立了乌克兰以加入北约为最终国家安全目标的路向。不过，尤先科任内政争多于治理，甚至曾将一位二战时的乌克兰极右民族主义恐怖份子宣布为国家英雄，最终在2010年让亚努科维奇公平公正地胜出总统选举。

反俄与俄国介入的恶性循环

正如同样被视为俄罗斯民族一部份的邻国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Alexander Lukashenko）一般，亚努科维奇的亲俄态度并不代表他认为乌克兰要一面倒的靠向俄国。在其任内，包括与欧盟建成自由贸易区的“乌欧联合协议”也持续推进，直至2013年亚努科维奇决定改与俄罗斯建立关税同盟，即否定了亲欧路线为止。然而，在乌克兰民族主义已与去俄化完整结合的背景下，亚努科维奇的行动引爆大型示威和2014年乌克兰革命，最终导致其下台收场。

当乌克兰主体愈来愈变得容不下俄罗斯民族之时，普京也在此时并吞了以俄民族为主体的克里米亚，并支持了乌东顿巴斯的分离主义分子与乌克兰当局对抗。虽然此举实可理解，但却启动了乌克兰反俄情绪的恶性循环，让反俄情绪与俄国介入两者进入了互为因果的圈套。

乌克兰国会于2014年正式取消了其不加入阵营的政策；现任总统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上台后，更于2019年将加入北约的目标写进宪法当中，与其中不容许外国设置军事基地的“中立国家”条文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冲突。

在克里米亚已公投入俄之后，2015年时任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Petro Poroshenko）与俄国签订的《明斯克协定》，本来可发展成一种让乌、俄、欧都能各取所需、各有下台阶的局面。协定规定乌克兰须给予乌东顿涅茨克（Donetsk）与卢甘斯克（Lugansk）两州“特殊地位”，以换取它们实然全面重归乌克兰控制。此等“特殊地位”预计可让莫斯科支持的乌东政治势力对乌克兰的外交政策拥有否决权。有了此等法律保证，乌克兰即可在莫斯科不必担心安全问题的背景下与欧洲发展非军事关系。

然而，乌克兰民族情绪高涨，最终导致波罗申科2015年的小规模修宪尝试失败。而《明斯克协定》更被乌克兰人普遍视为“城下之盟”，政府只能了予以口惠，因而名存实亡。对此，普京在其2月21日的发言中就表明：“在无止境般的八年以来，我们已做了一切可能做的去以和平政治手段解决局面，但一切都付诸东流。”

此刻普京的“去军事化”要求，就是要乌克兰重新回到其独立之初的“中立国家”初心。兵临城下之际，泽连斯基的代表正就此谋求开展与俄方的讨论。

以乌代俄的历史修正

至于“去纳粹化”，或普京对于乌克兰当局“新纳粹”的标签，某程度上是一种较为情绪化的宣传用词。顿巴斯的战局持续八年，双方各有死伤，乌克兰的亲西方政府尚不应被贴上针对俄罗斯族的纳粹标签——毕竟，连泽连斯基本人也是以俄语而非乌克兰语为母语。

让人一听惊心的“纳粹”标签所要针对的，正是上文已提及、潜藏于乌克兰主体性中的反俄情意结，及其在现实政策上的体现。在此刻的乌克兰民族情绪当中，要肯定乌克兰的身份恍惚就是要否定俄罗斯历史、语言、文化在乌克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现实。

以往，俄语是基辅等大城市人的惯用语言，乌克兰语则有着明确的乡土气息，但2014年的克里米亚事件之后，不少人都发现基辅的咖啡店员也开始主动坚持说起乌语来。

在历史上，乌克兰与俄罗斯的身份认同源流并不能清楚区分。如今被乌克兰人视为现代乌克兰文学甚至语言之父的19世纪诗人谢甫琴科（Taras Shevchenko），曾以俄语写作，也在圣彼得堡生活过一段长时间，更逝世于此城。另一位俄国19世纪文坛的代表人物戈果里（Nikolai Gogol），笔下刻划于被认为是代表俄国文化的乌克兰人物，《罪与罚》作者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更曾称俄国文学都出自戈果里的大衣里。

在“挺乌等同反俄”的时代精神之下，乌克兰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台面上是高举乌克兰的语言、文化，实质上却构成了对乌克兰既有俄罗斯语言、文化的压制。例如当局2016年通过法律要求电台、电视六成节目以上要用乌克兰语；2017年的教育法则规定5年级以上学童必须以乌克兰语学习。去年7月，普京就指这种“强制性同化”的后果无异于以“大杀伤力武器”攻击俄国。

不过，普京此刻的军事行动能否改变此等心态，却值得怀疑。毕竟，其2014年的强硬行动，最终只导致乌克兰民族主义之火烧得更为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