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名教授获罪　美国司法部“中国行动”或变麦卡锡主义

12月21日，曾与中国“千人计划”和武汉理工大学有合作关系的哈佛大学前化学系主任利伯（Charles Lieber），被陪审团宣判6项罪成，当中包括向联邦机关发出虚假声明、虚假报税、未有申报海外银行户口等罪名，最高可获判26年监禁和120万美元罚款。利伯曾获选为21世纪前十年最具影响力的化学家，被视为潜在诺贝尔奖得主，此判决再次震动美国学术界，让人担心中美角力政治之下，麦卡锡主义将会回归。

“查理（按：指利伯）花费整个职业生涯去帮助世界，但一群不知道科学如何运作的人却把其整个事业拆掉。”一位利伯的前门生如此形容判决。他指利伯发明了可注入人体的极微型电子芯片，未来有可能带来生物电子医学突破，例如让盲人重拾视力的技术等。

现年62岁的利伯正患有晚期淋巴癌。数年的刑期，很可能是他学术生涯的句号。

利伯罪成，是2018年特朗普政府责成司法部成立的“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的一个“成功”案例。虽然面对多方压力，拜登当局上台至今仍然未有取消计划，依然继续提出新的检控和案件。人们愈发担心这个原意是针对所谓“经济间谍”案件的计划已变成让学术界人心惶惶的新一波麦卡锡主义。

“借口检控”

利伯的案件，极有浓重的“借口检控”（pretextual prosecution）意味。他的6项控罪几乎全因2018年联邦政府对他展开调查才发生或被揭发，当中没有一项与任何间谍活动或者向中国泄露商业机密的行为有关。正如联邦政府以藉“逃税罪”对付黑帮大佬卡彭（Al Capone）一般，这些罪名只是对付利伯本人所用的司法借口。

由2008年到2019年，利伯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和美国国防部得到超过1,500万美元的研究资助。同一时间，在2011年，利伯则与武汉理工大学签订了纳米技术基础研究的合同；翌年，他又签下了3年期的合约参与“千人计划”，由武汉理工大学给他个人每月5万美元报酬、总共15万美元生活开支，以及150万美元作为双方在武理理工大学建立一个研究所的经费。当中的一些费用存入到利伯的中国银行户口，另一些则以美元现金钞票支付。

在美国司法部2018年首次成立针对一个特定国家的行动计划后，这些陈年旧事就变成利伯的罪行之源。

虽然美国并无法律禁止受联邦政府资助的科学家与其他国家的学术机构或计划进行合作，或者接受后者的金钱利益，但美国政府却要求他们向当局申报这些合作关系的详情。

利伯的过失全在漏报或隐瞒这些收入和合作项目的问题上。首先，他在2018年“中国行动计划”开展之前，就没有向美国国家税务局（IRS）申报这些收入以及其中国银行户口。其次，在2018年国防部调查员向他展开调查之际，他也否认曾参与“千人计划”和从武汉理工大学收受报酬。

到了2020年被联邦调查局（FBI）逮捕后，利伯起初依然否认上述合作，但探员在他面前展示相关合同文件证据之后，利伯就承认自己没有对国防部调查员完全公开透明，因为他担心自己会被捕，正如他在2020年的状况一般。

虽然利伯的确有虚假报税之实，但如果他过去的合作对象不是中国而是其他国家的话，这个过失绝对不会被发掘出来作为控罪基础。国防部的调查员就承认，他们对利伯展开调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利伯研究室内的中国学生人数。

司法打压

《麻州理工科技评论》（MIT Technology Review，下称“《科技评论》”）本月初就公布了详细的调查，指出了“中国行动计划”的种种弊病。

调查发现司法部对于何种案件才属于“中国行动计划”的范围并没有清楚定义，不同的受访涉事官员都对计划有不同理解。

这种清况就很容易造成标签化的现象，使“中国行动计划”变成针对华裔或任何中美正常学术合作的司法打压。《科技评论》的调查就显示，“中国行动计划”属下案件中，有九成的被告也是华裔。

由于案件性质不明，类似司法部公布“中国行动计划”时所展示的美光科技（Micron Technology）商业机密盗窃案的“经济间谍”案件，现已不再是“中国行动计划”的主流。根据《科技评论》的数字，在2020年，有关“研究规范”（research integrity）的案件已占同年新增案件宗数的超过一半。上述的利伯案就是其中之一。而在现有77宗公开案件之中，只有19宗涉及“经济间谍”。

同时，虽然某些类别的学术研究（例如人工智能）有较为明显的国防安全关连，但《科技评论》就发现，在23宗有关研究规范的案件中，有高达9宗与研究心脏疾病、癌症之类的医疗项目相关，与国防安全关系极浅。同时，23宗案件中的15宗，跟利伯案一样，也牵涉研究人员对美国的资助方漏报其与其他机构的关系。很明显，这种很多时候只出于行政过失的“罪行”已变成司法部针对特定学者的检控“借口”。

而且，“中国行动计划”属下的检控在数据上看也远较司法部其他案件薄弱。《科技评论》的调查显示，在148个被告中，只有大约40人认罪或被判有罪，有近半案件处于停滞状态；相较之下，一项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报告就指出司法部检控的整体认罪率高达九成。

案件薄弱的检控最终可能还被告一个清白，但检控本身却极具滋扰性，变相使清白者无辜付出代价，形成对中美学术合作的司法压力。

寒蝉效应

至今，“中国行动计划”已在美国学界造成“寒蝉效应”。本年9月，美国物理学会的调查就发现高达43%的外籍物理学研究生或年资较浅的外籍物理学者认为美国不欢迎海外学人。本年较早时候的一个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针对83间美国大学的调查也发现，超过一半华裔科学学者和学生（不论是否美籍）对被美国政府“监视”感到“重大恐惧或担忧”。

《高等教育纪事报》（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亦报道指，自2018年后，很多研究人员都在标准不明的情况下都开始尽力向联邦当局公布海外关系，以避免身陷同类司法案件之中。该报亦认为一些科学家可能会因为联邦政府的积极调查而减少国际合作。

自拜登上台以来，美国民间组织、学术界和政坛都给予司法部压力，要求中止或修正“中国行动计划”。不过司法部长加兰（Merrick Garland）的最新表态只称司法部正在重新审视相关计划，并没有具体取缔该计划的承诺。虽然2021年相关案件的新增宗数比2020年大跌数倍，不过当中针对学术规范的案件依然占其一半。

在美国政坛几乎一致的抗中共识之下，针对中美学术合作的压制似乎只会持续加剧。在本年中已通过国会参议院的《2021年美国创新及竞争法案》（United State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of 2021）中，就有加强海外资助申报要求、禁止受联邦资助学者参与海外人才招募计划（包括中国的“千人计划”）、禁止教育部和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设有孔子学院的大学、成立清算所去评估海外学术合作风险等条文。

人们此刻对“中国行动计划”演变成反华麦卡锡主义的忧虑，未来恐怕只会在美国学术界愈演愈烈。对于以各国人才为己方科研基础的美国来说，这可说是应了中国政府经常说的一句话：“拿石头砸自己的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