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部落”与公共政策｜安邦智库

在不发生重大战争时，现代社会基本上是一个正常运行的经济社会。复杂世界的经济运行，需要有各种经济政策来调节或引导，因此少不了经济学家们的参与。当经济快速发展时，经济学更是成为一门“显学”，即使是在社会主义中国，在抛弃旧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西方经济学也在中国经济政策制定中占有重要地位。

从世界历史来看，经济学家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了不同的作用。远的不说，二战之后，百废待兴的世界拥抱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同并接受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并在经济学家的参与下，架构了二战后的世界格局；在上个世纪60年代，自由市场经济的思想开始上升，以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为代表的自由市场学派登上舞台，成为影响西方乃至世界的主流经济思想。在经济学圈子里不断传颂的经济史中，经济学家如同影响世界的巨人一样，他们的存在和思想改变了世界。

经济学家们真的都是这样的以思想“治世”的英雄吗？实际情况可能与此大相迳庭，除了极少数被渲染的“明星”学者之外，经济学家本质上是一种研究职业，形成了一种研究“共同体”。

1973年，瑞典经济学家莱琼霍夫德（Axel Leijonhufvud）发表了一篇寓言式的文章《经济学部落的生活》（Life among the Econ），该文章将经济学家群体比作 “经济学家部落”，这些部落不仅有一定的圈子、有严格的层级，还有一个突出的界定特征是对模型的痴迷。模型成了经济学部落的“图腾”，你使用的模型越华丽、越具有仪式性，你在部落中的地位就越高，即便你的模型没有明显的实际用途。莱琼霍夫德刻画了经济学部落“模型图腾崇拜”的三大特征事实：高度的地位驱动；地位只能通过制作模型获取；绝大多数制作的模型似乎没有实际用途。这种特征类似于某些国家落后的“种姓”制度。

宋小川在“经济学部落的‘模型图腾崇拜’与经济学的贫困”一文中称，上述特征事实暴露了经济学部落文化的贫困和落后。据称，经济学家之所以蔑视“社会学部落”和“政治学部落”，就是因为他们不制作模型。颇为讽刺的是，在经济学部落的“种姓”等级制度中，数理经济学高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位于最底层的是发展经济学。这不仅是因为发展经济学使用的模型不够严谨和复杂，更重要的是发展经济学涉嫌与“政治学部落”和“社会学部落”等其他部落勾结，犯了危及本部落“道德元素”（moral fiber）的禁忌，并有企图舍弃模型制作这一经济学部落生存之本的嫌疑。

莱琼霍夫德对经济学部落的“种姓”制度、各种戒律和模型“图腾崇拜”惟妙惟肖的描述和讽刺，在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仍然十分贴切。国内经济学者何帆曾经引述过美国调查局的统计数字，美国约有13万名经济学家。这其中包括了许多在企业界工作、自称是经济学家的人。如果把经济学家的定义限制在那些至少拥有经济学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的人，人数便分别减少到6万人和1.75万人。而那些真正活跃在学术界的经济学家只有大约两、三千人，其中站在研究前沿的“核心”经济学家约有五、六百人，其余两千左右的“外围”经济学家大多是“核心”经济学家的学生、助手和崇拜者，他们所做的就是传播、发展和捍卫“核心”经济学家的思想。简单来说，经济学家部落就是少数核心的精英经济学家再加上不同层次的外围圈层，其中大部分人是经济学家“粉丝”，他们的作用和工作就是传播和重复核心经济学家的思想和观点。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教授Marion Fourcade等在《经济学家的傲慢》一文中，描述了经济学领域自上而下的严密控制和管理所形成的森严等级结构，包括对经济学期刊和组织的严格控制和管理，选举程序的非民主性和不平等。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默，在《宏观经济学的困境》一文中，曾将主流宏观经济学家与粒子物理学中的弦理论学者进行了对比，发现他们有7点显著的相似之处：惊人的自信；一个异常统一的群体；一种类似对宗教信仰或者政治纲领的群组认同感；一种本群体与其他群体专家之间的强烈界限感；一种对非本群体专家的想法、意见和工作的漠视和漠不关心；一种乐观地解释证据、相信对结果夸大或不完整的说明、漠视理论可能出错的倾向；缺乏对研究项目涉及风险程度和范围的鉴别。罗默认为，这些相似之处显示，弦理论学和后真实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表现为一种依赖数学理论的科学领域普遍失败的模式。

有人感慨，如果说在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时代，经济学还是一个相对开放的学科，那么时到如今，经济学已经成了一个对外封闭而又有着严格内部纪律的“部落”。这种经济学家“部落”，看起来类似于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科学共同体”，但由于经济学缺乏自然科学领域清晰可见的标准与可证伪性，在这个“部落”内部，模型崇拜、严格的等级制度，形成了类似“种姓”的制度，这也是有人批评经济学家部落贫困与落后的重要原因。

经济学家参与经济政策制定，是学术思想付诸实践的一种延伸，但严格来说也是一种跨界——从经济学研究领域进入到公共政策领域。不过，并不是每一个参与政策的经济学家都有这种客观的自我认知能力。至少在当前的中国社会中，可以看到不少自认为能呼风唤雨的经济学家。曾经有一位参与过高层经济决策的前辈经济学家“告诫”后辈：千万不要以为你比决策者更加高明、更懂经济政策，经济学家知道的那点东西，在国家真实决策的复杂大系统中，经济学只是小小的一部分。能有这样清醒认识的经济学家，相信对于公共政策也有更好的理解。

作为从事公共政策研究近三十年的智库学者，安邦智库创始人陈功曾经指出过模型研究和模型应用的局限性，模型的重要作用和价值在于简洁而精确地解释现象，或者被用于预测未来。但是，模型的构建往往需要假设和简化，但真实世界里的公共政策研究往往有着现实复杂性，这与模型崇拜完全不同。对于学院派、象牙塔式的研究，模型崇拜可能更容易产生，作为一种范式无伤大雅；但对于以公共政策为目标的智库研究来说，模型崇拜则可能是有害的研究范式。不同的机构，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在研究范式上也不太相同。

从公共政策角度看，什么样的经济研究才算是好的研究呢？陈功认为，简单的模型、深刻的解读、有统计的基础，形成正确的政策，得出可检验的结果，这样的经济研究才是好的研究，也是作为智库学者对经济学的一般理解。这种理解不同于一般的定义，而是基于几十年的专业智库研究工作的体会。

最终分析结论：

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学家“部落”的描述是一种不失清醒的自省，从公共政策角度来看，经济学研究是支持公共政策的基础之一，但与同属于公共政策的经济政策工作仍有较大的距离，不可混为一谈，更不能以经济学研究代替公共政策研究。

本文转载自安邦智库12月14日“每日经济”分析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