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未激发选举热情　日本青年仍是“沉默的一代”

一直以来，日本年轻选民以政治冷感闻名，20至30岁青年在过去十年投票率仅为35%上下，相当于60岁至70岁长者的一半。在10月31日大选中，虽有不少观察者认为深受新冠疫情之苦的年轻选民提高了政治意识，还有当红日本艺人打破“演艺圈勿谈政治”的禁忌催促选民投票，但年轻人投票率却未见大幅突破，仍游离在政治之外。

本来，在疫情严重影响年轻人就业与生活的情况下，观察者和民调普遍指出年轻人不再认为政治是事不关己，开始关心政府抗疫、经济和福利等政策，政治意识随之提高。再加之“安倍一强”格局结束后自民党不再那么难以撼动，这也减少了“投票无用论”的观感。此外，包括小栗旬、桥本环奈、菅田将晖等当红明星参加了“选票是你的声音”活动，呼吁民众踊跃投票，罕见打破了“演艺圈勿谈政治”的禁忌，也被认为将激发年轻选民投票热情。

不过，就结果来看，投票率低迷的问题并未出现明显改观。日本共同社指本次整体投票率为55.9%，较上次仅提高2.2个百分点。因此，尽管各年龄组别投票率尚不得而知，但也预计不会出现大幅波动，一些观察者期待的“年轻人觉醒”并未发生。

住民票成制度性障碍

为何日本年轻人如此不热衷于投票？首先是制度方面的原因。日本没有身份证制度，选票是寄往选民住民票（类似于内地的户口本）所登记的地址，尽管日本法律规定变更住址后的14天内必须更换住民票，但许多在外省读书的大学生或者工作尚不稳定的职场新人，通常会将住民票留在父母所在的老家。根据“光明选举促进委员会”2015年的民调显示，超过六成大学生未有更换住民票。

这就导致，这些年轻选民如要履行投票权，要么需要返回家乡投票，要么则需申请缺席投票，而后者且不提手续较为繁琐，更存在申请被拒的可能。这是因为缺席投票需要当局核实申请人在本地居住超过三个月，且是由市政府来调查申请人是否符合要求。一些市镇会因人手不足，往往不核准缺席投票的申请，这便为年轻选民投票带来极大的不便。

在创下年轻选民投票率最低记录的2019年参议院选举后，就有民调显示，15.9%的18至24岁选民未参与投票，是因未更换住民票，无法在目前所属的城市投票。距离家乡福岛有三个小时路程的水户某大学大二学生杉内幽助就指出，他因为想参加家乡举办的二十岁成年礼，所以未将住民票移至水户，结果无法在当地投票。由此可见，不甚便利的选举制度是阻挠年轻人投票的一大因素。

教育压抑与社会规范

除却制度因素，学校“政治中立”原则也刻意压抑了年轻人的政治热情。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学校还是轰轰烈烈的民运场所，无论是教师组建的“日教组”，还是“反帝全学联”等学生组织，均是左翼力量的中流砥柱，他们组织了反《日美安保条约》大示威、以及频繁罢课和堵路的全学共斗运动，对右翼执政党造成显著挑战。

为了压制左翼力量，自民党政府从1969年起立法实施“教育政治中立”原则，规定学校不可从事支持或反对特定政党的政治教育及其他政治活动，同时禁止公立学校教师参加竞选等政治活动。从此，校园逐渐与政治活动隔绝开来，政治课变成一门需要背诵的科目，而不是培养对政治兴趣。本来投票率略高30多岁选民一筹的20多岁年轻人，投票率也自1969年起一直维持在全年龄段最低位。

到了90年代泡沫经济破裂后导致前景暗淡，以及选举制度由“中型选区制”转为“小选区制与比例代表制并举”后带来的“投票无用”之感（因为简单多数制的小选区会导致败者选票完全沉没），年轻人普遍对政治生活失去兴趣，投票率便一跌再跌。只有等他们成家立业、被纳入社会各类组织之中，才会因切身利益而加强对地方及国家事务的关心程度。

即使是自2016年以来，政府将选民年龄门槛由20岁下降至18岁，同时也允许教师开展模拟政治活动以培养高中生参政意识，当时社会上也一度掀起“首投族”风潮，但热情却很快消弭。在2019年参院选举时，18岁至19岁选民投票率便已急速下滑至略高于三成，与20多岁年轻人无异。

许多观察家认为，这是因为票仓为中老年的自民党，实际上受惠于年轻人的政治冷感，因此并未尽全力培养年轻人参政热情，同时依旧严格要求教师维持中立、避免发表个人见解。例如在2019年，自民党政府因试图将TOEFL等民间英语测试成绩采纳至大学入学考试时，引发大量教师反对，有高中英语教师在Twitter上表示会为此支持反对党，同时有参政热情很高的学生回应“会在思考之后投票”。对此，时任文部科学省大臣柴山昌彦就质问“这种行为合适吗”，还批评这位高中教师试图“洗脑”学生，使之“憎恶现任政权”。可以看出，日本政府仍对校园政治言论严加提防。

除了长年缺乏政治教育，日本的种种社会规范，例如对权威的服从心态以及强烈的从众心理，也压抑了年轻人参政的热情。例如，许多青年因年龄及见识不够而对投票感到退缩，不相信自己能做出好的选择。还有一部分青年则因从未投过票，对于迈出新的一步十分胆怯，尤其是在周围投票气氛较弱时更为如此。此等从众心理成为集体性压抑因素，只有等到步入中老年，朋友开始普遍投票时方才“解禁”。

另外，出于集体主义对个体能动力的规范，日本年轻人也对“主动改变社会”缺乏热忱。日本2019年第一版《儿童和青年白皮书》中就指出，尽管只有不到四成日本年轻人对当下社会感到满意，但被问及“是否想参与解决社会问题”时，就只有一成受访者表示愿意，这体现了想法和实际行动之间的落差。或许这也是为何选前有民调指18至19岁年轻选民的投票率会高出10个百分点，但现实却未有发生的情况。

因此，在教育压抑以及社会规范的叠加之下，日本年轻人依然习惯性在选举中保持沉默，即使他们对于自民党缺乏调理的抗疫政策颇有怨言，也对未来就业前景充满担忧，但这些情绪并未转换为参政热情。虽然在此次选举中，执政党与在野党都出现不少新人击败政治老人的情况，反映出选民对政坛革新的渴望，但年轻人参政热情远未被完全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