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议的舆论场:孟晚舟归来之后 较量仍在持续

撰文: 戴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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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袭红裙走下舷梯,“欢迎回家”的横幅,自发前来的接机人群,响彻宝安机场的《歌唱祖国》的歌声,深圳市多座高层建筑打出的灯光标语,超过1亿人观看直播。无论这些场景在孟晚舟女士自己心里会留下什么样的印记,但在很多中国民众心中,2021年9月25日的那个夜晚,孟晚舟就是那个归来的“洛奇”。

孟晚舟回国在内地引发的舆论关注,完全不输不久前的奥运会。中国官媒的集中报道,社交媒体上的刷屏式讨论,都显示出“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以孟晚舟获释回国为节点,达到一个空前的高点”。一众西方媒体抓住这一点,在26日纷纷推出报道,角度集中在中国借孟晚舟回国大打“宣传战”,包括台湾中央社也表示孟晚舟回国被“塑造”为举国欢腾的大事。

然而这更像是无理可讲之际的强行说辞,正如内地自媒体所说的那样,全民关注孟晚舟回国确有宣传成分在,但“世间有多少事没有宣传成分?古往今来宣传的成功不仅在于宣传本身,更在于宣传的内容能否直击人心和痛点,契合内外客观形势”。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绝对是一次“成功的宣传”。何况细究成功背后,恐怕美国方面至少有一半的“功劳”——去年年底去世的著名美国学者、被视为“中国通”的傅高义(Ezra Vogel)教授,生前就曾发文警示美国政府目前的对华政策“将我们的中国朋友们推向反美民族主义”,“把中国人推到美国的对立面是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的”。

除了对中国内地“高涨的民族主义”表达一下担忧,西方媒体对于孟晚舟案本身确实没有太多能说的,除了更多细节有待披露,最重要的莫过于孟晚舟最终能与美国司法部达成协议,并以“不认罪”方式结束被扣押,毫无疑问体现了很多评论人士所说的“中国对美加外交与政治斗争的重大胜利”。新华社通稿中“经过中国政府不懈努力”的表述毫不掩饰其中的国家行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25日的应询中再次强调孟晚舟案“是一起针对中国公民的政治迫害事件,目的是打压中国的高技术企业”,《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称其实质是“美国试图阻挠甚至打断中国发展进程”,而中国所作的努力,“维护的不仅是一位公民的权利、一家企业的权益,更是在维护中国人民过上更美好生活、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权利。”

9月25日,孟晚舟的归国之夜,大批中国民众自发来到深圳宝安机场为孟晚舟接机。

随着孟晚舟顺利回国,且不出意外美国对于孟晚舟的起诉将于2022年12月撤销,正如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在社交媒体上所说,“无论美方如何自找台阶,都掩盖不了孟晚舟之役中方大胜的本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勇也在其自媒体账号上发文表示,中国外交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坚持孟晚舟必须无条件释放的强硬立场,对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施加了较大的外交压力,同时中国对加拿大采取了相关的反制措施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加拿大不断向美国施加压力,要求尽快解决孟晚舟案件,也是一个因素。”

《环球时报》亦援引一些中国学者的话称,“撤销对孟晚舟的引渡要求”是中国此前向美提出的两份纠错和关切清单中的内容,这说明中国提出的“两个清单”成为了中国政府“对中美关系的一次有力推动,敦促美方做出了正确反馈和回应。”此外,“美国政府在过去几个月里不断评估中美实力的对比,并依此对中美关系预期做出调整”,以及“加拿大迫切希望‘解套’的心情”都推动了孟晚舟案的解决。

而在“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军事、技术和贸易竞争日益陷入恶性循环之际”,孟晚舟获释的另一大意义在于,美国善用的长臂管辖在中国这里遇到了阻碍。梅新育在其文中表示,中国“抵抗住了美国霸权主义长臂管辖的跨国绑票行为”,不仅让国内看到不会抛弃自己的国民,更让全世界看到“中国不是法国,更不是美国军事占领下的战败国日本,山姆大叔欲加之罪跨国绑票别国无辜国民的手法,用到中国身上要碰钉子。”

孟晚舟抵达深圳机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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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也是内地官媒在报道孟晚舟回国时的高频词,具体指的是曾与美国同行构成竞争的法国阿尔斯通公司,其高管皮耶鲁齐(Frédéric Pierucci)在美国被以商业贿赂罪名判刑,被扣5年,并有25个月在监狱里度过,阿尔斯通公司付出70亿美元高额罚金,并被迫最终将核心业务出售给美国通用电气公司。

相比之下,《环球时报》在社评中认为孟晚舟是“幸运的”,梅新育更表示“感谢美国”,因为“以霸主国家倾国之力而不能奈何一家公司,山姆大叔将华为推上封神之路,为中国崛起提供了一次全面压力测试。”

中国媒体与西方媒体之间的另一个温差在于,有一个除《环球时报》以外,官媒普遍没有提及、而西方媒体都会放入报道的细节是:就在孟晚舟返回中国的同一天,涉嫌间谍罪而被中国方面关押的加拿大公民斯帕弗(Michael Spavor)和康明凯(Michael Kovrig)也得以取保候审返回加拿大。相比此前中国外交部此前反复表示两人与孟晚舟案没有关联,《环球时报》的表述是“那两名加拿大人犯下的刑事罪与孟晚舟无辜的政治蒙难在性质上截然不同,加拿大及西方颠倒黑白的叙事蒙蔽不了世人的眼睛,改变不了人们对孟晚舟案来龙去脉的常识性判断。”而以英国广播公司(BBC)为代表的西方媒体则抓住这一点,认为中国方面“已经放弃伪装”。

但也有观点认为,西方在指责中国“人质外交”的时候不能忘了,是美国与加拿大率先开了“人质外交”的头,孟晚舟案发生时的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自己曾公开说过,一旦中美达成“令人满意的”经贸协议,孟晚舟可以释放。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与加拿大的互相放人,对于国际社会有重大的启示意义:在中美的竞争与博弈中,如果有国家像加拿大一样毫无保留的站队某一方,最后只能落一个处处被动甚至“头破血流”的结局。内地自媒体“杭子牙”指出,加拿大作为“堂堂G7国家”,“居然沦落到只能看脸色为美国的司法决定背书,在中美斗争与案件审判中处处受美国挟制,完全失去谈判话语权”,受到中国反制时“只能苦苦哀求宗主国美国放手,而美国则根本连看都不看加拿大一眼”。最终随着孟晚舟被释放,加拿大虽然换了两个人回去,“却没得到美方任何安抚,更没有从华盛顿得到任何有价值的赏赐。”

在孟晚舟获释的同一天,此前被中国关押的康明凯 (Michael Kovrig) 与斯帕弗 (Michael Spavor)回到加拿大。(Reuters)

包括新加坡《联合早报》在内的国际媒体亦援引学者的观点指出,“加拿大应该是领悟到了一个痛苦的教训,即不能卷入到超级大国的争斗中去。

在这一点上,多次公开表示不会在中美之间站队任何一方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要比加拿大总理特鲁多(Justin Trudeau)高明太多。当然,也要考虑新加坡与加拿大完全不同的地缘环境,但李显龙被认为并不是最适合表述“中立”的最佳角色,尚且能有此认识,那么经过孟晚舟一案,其他国家就更要谨慎的“掂量掂量”。

而对于中美关系而言,部分相对乐观的中国学者认为,孟晚舟案的解决给双方基于共同的利益改善关系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包括在今年最后三个月里,中美双方或将能在一些实质问题上有一些有效互动,比如对取消贸易壁垒展开实质性谈判。但舆论中更为主流的声音,还是认为孟晚舟案“还不足以大幅度缓解中美间错综复杂的矛盾”,未来几年内,中美关系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仍然困难。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虽然孟晚舟案暂时告一段落,但美国围绕华为公司对中国高科技行业的打压不会就此停止。“释放孟晚舟不意味着美国在中美博弈中作出重大让步,两国在高科技等许多领域的竞争还会继续。”

《纽约时报》也在报道中指出,孟晚舟案只是华为之争的一部分,华为已成为中美两个全球超级大国之间激烈竞争,“决意动用所有的国家权力工具在这场愈演愈烈的技术斗争中胜出的标志”。英国《金融时报》则发文表示,孟晚舟事件的潜在影响可能是巨大的,“可能会影响到一些中国企业高管前往相关司法管辖区的决策”,同时,中美之间围绕华为的经贸和政治博弈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这个意义上,有评论者面向中国社会的提醒颇有价值:破解一次美国的长臂管辖固然是中国的胜利,但对于美国来说,不起诉孟晚舟,“未必是什么重大失败”。美国经由此案,同样展现了其不容忽视的国家实力与盟友影响力。更何况,在过去几年,通过操弄孟晚舟案并结合一系列的遏制动作,至少在华为问题上,美国已经达到了遏制中国5G等高科技发展的目的,华为的芯片供应链已经被美国控制,海外市场也损失惨重,为能生存下去,不得不把部分高端手机业务剥离,在专利技术使用上也和美国公司达成了很多交易。

在过去一百年多年的时间里,尤其是经由二战以来七十多年的长期经营,围绕维护和巩固美国霸权利益为核心,美国已经建立了一个延及全球的庞大而绵密的体系。面对美国的长臂管辖,为什么其他主权国家大多无能为力?关键是美国以军事实力为基础,通过其经济和技术实力掌控着全球经济体系的两大命门——美元和互联网,二者乃是通往全球经济体系的必由之路。“美国通过一系列法律将经济制裁变成一种类似于中世纪教皇开除教籍的权力”,至于哪个国家、公司成为被全球制裁、被开除出全球贸易体系的对象,根本不需要通过法律审判,不需要通过任何国际司法程序,更不需要被告的答辩或给出判决的理由,而是“取决于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的意识形态偏见甚至美国总统这个‘新教皇’的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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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这些谏言者所说,美国所主导的国际体系虽然在本世纪前二十年因为中国崛起而遇到挑战并开始松动,但是其基础依旧相当牢固,美国的长臂管辖依旧无处不在——就在释放孟晚舟前后,美国又以涉嫌隐瞒“海外资产”、密谋欺诈美国为名,出手抓捕了俄罗斯天然气集团诺瓦泰克(Novatek)首席财务官杰特沃伊(Mark Gyetvay)。

在中美这场世纪竞争中,胆略与耐心都不可或缺。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人民日报》在评论员文章中,在表达中国胜利、指责美国政治操弄的同时,不忘提及中国必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面对西方拿“民族主义高涨”说事的“酸葡萄心理”,中国方面应该对民众情绪加以合理引导,使之成为应对外部危机和内部思想撕裂的精神资源,而不是让这股情绪成为国家政策与国际交流在灵活性、开放性等方面的限制,“让一个国家对自身国情产生虚幻想象。”

而这方面的表率,恰恰是处于风暴眼的华为公司创始人任正非。内地自媒体“十点公社”指出,华为收到美国政府制裁以来,纵观任正非近年来的多次发言,他非但未被中国国内日渐升腾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所裹挟,没有对美国政府的制裁和西方国家压制华为的行为意气用事,更不操弄民粹,不作无意义的抱怨,反而将美国政客和美国企业分开,理解美国企业的行为,夸奖美国合作伙伴,表达了虚心学习西方的开放态度,“(华为)20多万员工没有一句反美的口号”,同时清醒认识到中国的现状,批评了中国社会的民粹、浮躁,展现了对于基础教育、基础研究的重视。他还多次提到华为要与美国企业合作共赢,共同为人类社会服务和做贡献。

这样的胸襟与格局,“小到个人,大到国家,其实都可以从中学习到不少。”中国在孟晚舟问题上打了一场胜利的外交仗,但在可预见的未来,“游戏”难度只会越来越大。不任由民族主义情绪无限制的升级,不被自我想象的虚妄所困,类似孟晚舟案的胜利才会变成一级级坚实的台阶,支撑中国务实理性的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