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大选｜借“疫情红利”提前选举　特鲁多或打回原形

9月20日，加拿大即将举行疫情之下的提前大选。相较于其“南方邻国”，加拿大抗疫表现突出，无论是按人口比例计算的累计确诊人数、死亡人数，还是完成疫苗接种的比率，都远佳于身陷两极化意识形态之争的美国。因此，在8月中，困于少数派政府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Justin Trudeau）就决定提早两年大选，希望以借抗疫成功一举夺得国会多数，重演其父1974年提前大选重夺多数的戏码。然而，一个月后的今天，小特鲁多若能维持现有议席，已几可称庆。

在特鲁多宣布提前大选之前，其自由党的民望一直高企在三成半到四成的位置，时有领先对手保守党超过10个百分点的情况出现。而保守党在2020年初经历三轮投票筛选才当选党魁的奥图尔（Erin O'Toole）在总理民调上一直大幅落后特鲁多，8月初更有报导指出保守党内分裂成风，甚至有人希望奥图尔在下次选举失败。

争夺国会多数的赌局

眼见形势如此，特鲁多就打着疫后未来决定权须民意支持的旗号去提前大选，强调政府此刻的决策将影响加拿大未来几十年的去向，指此为“关键时刻”、“可能是1945年来最重要（的选举）”。不过，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只是特鲁多借势重夺国会多数的赌局。当时，奥图尔就坦白声明，在加拿大面对第四波疫情期间，“我们不应该为政治游戏或政治利益而冒险”——几个星期以来，这似乎说服了不少选民，而提前大选这个决定本身也成为了奥图尔攻击特鲁多的主要论点。

目前，自由党的民望已稳定地回落至2019年大选结果的水平，自8月底以来处于与保守党相约的水平，皆在稍高于30%的水平，前者却持续落后于后者一两个百分点。由于加拿大单议席单票制的地区划分，自由党仍然有望以较低的全国得票维持其国会第一大党地位，不过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CBC）的预测，其一党夺得多数的或然率只得十数个百分点。最有可能的情况就是经过一个多月的选战之后，一切又再打回原形。

特鲁多之所以很可能“下错注”，有好几个原因。首先，虽然自由党属少数派政府，施政必须他党支持，可是特鲁多的施政方向几乎没有受到此政治现实所限。例如加拿大达国内生产总值（GDP）近20%的抗疫救济开支、包括每日10加币托儿补助的来年预算、2050年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目标等等都获得其他政党支持，因而顺利通过。

因此，自由党心中的加拿大未来其实并没有受到阻碍。此刻不顾疫情而打着加拿大未来走向的旗号来提前大选，就大大突显了特鲁多的争权私心——事实上，在提前大选决定公布之前，有民调就显示高达65%人反对选举。

“进步保守派”的回归

而在选局开场后，个人魁力远远不及特鲁多的保守党奥图尔，却此料不及地成功将保守党推向民意中线，大大增强了其在温哥华、多伦多市郊选区这些决胜地段的竞争力。虽然在党魁选举当中，奥图尔以自己才是“根正苗蓝”保守派的宣传取胜，但其后奥图尔就马上转向，重拾起1993年前所谓“红色托利（Red Tories）”的进步保守派（Progressive Conservative）路线，向文化和身份多元的选民、环保人士、工会等各个界别招手。

奥图尔告别了以往诸如“反野蛮文化习惯”等等的右翼文化战争；不再反对女性堕胎权；放弃取消攻击性枪械禁令的主张；认为吸毒是健康问题而非刑罪问题，缓减保守党强硬执法的形象；主张要立法规定雇员代表在公司董事局的席位；支持特鲁多政府高达每周500加币的遭解雇人士救济措施，并声言会只在未来10年用长时间去逐步减除赤字；又支持曾被保守派标签为“税务掠夺”（tax grab）的碳排放定价（虽然其每吨50加币的主张远低于特鲁多的170加币）。

此等转向改变了前总理哈珀（Stephen Harper）及前党魁熙尔（Andrew Scheer）的极端保守主义，使保守党重新变成温和中间选民的可选对象。

明星光环暗淡的特鲁多

另一方面，自由党选情不如理想，其中一大原因是特鲁多本人的明星光环不再。这一部份是其执政6年的包袱问题。

本来无意继承父业的特鲁多2008年加入议会一直无甚成绩，到2012年才靠着与保守党议员的一场慈善拳击比赛崭露头角，继而人气大盛。这一早就决定自由党与特鲁多的政治前景更多的是一场公关游戏，而不是政治游戏——这场游戏的第一局以杜鲁尔2015年带领自由党由36席提升至184席、越过国会170席半数门槛执政为结果。

其后，特鲁多的进步形象、俊朗外表、与奥巴马的紧密关系、欢迎移民政策等等，更在特朗普时代将加拿大提升至“北美进步派天堂”的地位，而当中，特鲁多就是其招牌，获美国主导的英语媒体大肆宣扬。特朗普当选后，加拿大移民局网站停摆更成为一时佳话。

然而，6年之后，加拿大民众对特鲁多的公关已感厌倦，特别是他对自己个人形象的过度注重，例如其预先营造的“即席解说量子计算”戏码、各种小心计算得来的摆拍机会等等。

同时，他本人的进步、清新形象也因其执政期间的各种丑闻或丑事而几乎尽数消散。2019年，特鲁多被揭向首位原住民裔司法部长王州迪（Jody Wilson-Raybould）施压，以图影响当局对魁北克一间建造业企业的刑事控诉，甚至将王州迪调职，只为求保住关键选区的就业职位。同年大选之前，他又被揭发至少三度划上黑脸或啡脸，与其前一年访问印度时穿上印度服饰的文化挪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遥相呼应，被视为自由党同年失掉多数的一大原因。其后，在疫情之中，他的家属也被指从受政府资助的慈善团体中收受利益。

如此种种，令到特鲁多形象一落千丈，当时靠着其与特朗普对比而得的进步派光环不再，更让人怀疑特鲁多只为所谓的“劳伦斯共识”（Laurentian consensus）圈子服务——劳伦斯共识得名自圣劳伦斯河（Saint Lawrence River），意指沿大湖区到太西洋的一系列加拿大大城，诸如多伦多、渥太华、蒙特利尔等，专指这些核心地带的政治、商业、知识份子所构成的精英阶级。

地缘权分与意识形态的夹击

另一个影响今日选情的宏观因素，更在于加拿大政治气候的长期转变，特别是根据地缘分布和意识形态所造成的政党分裂。一方面，这是1993年大选后遗留的结果。当时因魁北克地位争议而产生出的魁人政团（Bloc québécois）成为了魁北克地区的主要政党；而从传统右翼进步保守党分裂出来的改革党，也成为了加拿大西部的主要地区势力，虽然此党在2003年与进步保守党复合而成为今天的加拿大保守党，但西部保守势力已定。此等转变使自由党大体失掉了在魁北克的优势，也使其在加拿大西部更加无望获得一些立足之地。

另一方面，立场比自由党更左的新民主党，也给予了对特鲁多失望的选民另一个进步派选择。根据部份民调，极懂得利用TikTok等新媒体作宣传的新民主党党魁辛格（Jagmeet Singh）是最受民众欢迎的政客。其实在2015年特鲁多带领自由党大胜之前，新民主党就曾将自由党打成第三大党，在国会只余34席。虽然在这次选举中，历史预计不会重演，不过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总有再发生的可能。

虽然如今在保守党之右，也有反封城、反疫苗强制令的人民党，走特朗普路线，可是其对保守党的潜在威胁尚远远及不上新民主党对自由党的威胁，而奥图尔为保住右翼支持，在疫苗问题上也换上了“支持疫苗接种，却不支持强制疫苗接种”的主张，正中右翼民选心中的（不打疫苗）自由的主题。

继2019年失掉多数之后，此次特鲁多乘疫情红利再赌一局仍然未能明显收复失地，无论20日大选后结果是成是败，其实也证明了特鲁多麾下的自由党主政并没有在地理上或意识形态上重建好自由党的支持核心，其成功只来自对手之弱，以及特鲁多的明星效应等外在或偶然因素。如今，明星效应不再、现实政治回归、保守党重回中线、新自由党威胁更盛，自由党实该考虑一个没有特鲁多的自由党该如何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