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说的异化・三｜企业利益为何能够压抑一人一票？

美国民主制度出了问题，众人皆知。在过去半个世纪，金钱越来越深地嵌入政治各个环节，商界通过不断膨胀的游说费用和政治献金将决策推向利好资本的方向，政经旋转门模糊了政坛和商界的界线。这固然造就了大企业的辉煌，但小企业和民众的利益未有与之匹敌的代表，导致制造业空心化、天价医疗等社会问题逐渐积重难返。眼下阿富汗战争的惨淡收场，也再次凸显了少数利益集团是如何凌驾于普罗大众之上。

美国民主如今沉疴遍体，一大病灶就是泛滥的游说活动。虽说游说权是脱胎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请愿权，人人有权请愿陈情，但金钱的声音更加响亮（money speaks louder），大企业的声音在纷杂的游说场中几乎拥有压倒性力量。它们雇用的几万说客大军来回于白宫、国会和各州政府办公室走廊，成为政客能听到的主要声音，又因说客人脉丰富且深谙政策起草方法，企业手握巨额政治献金和高薪职位而对政客更具影响力。

相比之下，小企业、工会及公民团体财力有限，难以在日益拥挤和过度竞争的游说环境中突出重围。数据显示，在2019年，游说行业公开披露的支出达到35.1亿美元，其中企业支出就近30亿，福布斯排行前500强企业占据绝对主导，还有专家估计若加上未披露的企业“影子游说”，金额还需翻上一番。

包装成新自由主义的企业利益至上

这种大企业占据绝对主导的游说模式弊端十分明显，因为其重点主要集中在打击工会、减税、放松规管及推进特殊利益，使之有利于特定企业或行业。这虽能提高企业利润，但通常很少能促进公共利益或改善经济结构，且时常以劳方和大众利益为代价。1971年开启“企业游说大觉醒年代”的鲍威尔备忘录（Powell Memorandum）就说得清楚：商界必须利用巨大资金优势，有组织地影响政策，毫不手软地对付加强监管的政府和不断进攻的工会等敌人。

美国商界在实践这一方针时，最成功之处莫过于奠定了新自由主义的指导地位，其利用70年代凯恩斯主义难以解决滞涨的经济困境，以及政府在越战狼狈收场、水门事件丑闻等后信誉下降，开始大力赞助学者、创办智库来鼓吹“小政府、少监管”的新自由主义，创造出商界繁荣则美国繁荣这类滴漏经济学，助其成为垄断华府几十年的主流治理理念，又将之同个人自由等概念做联结，制造社会共识，助其深入美国选民心中。

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从列根到特朗普的十届政府大多拆除监管藩篱、予企业税收优惠，这给了企业蜂拥而上的游说空间，政府也乐于听取更清楚市场运作的企业意见。问题是，在企业文化已从大家长式的福特主义转为大股东利益至上主义的美国商界，游说活动大抵是包装在造福大众的滴漏经济学之下的冷酷利己主义。说客们舌灿莲花，娴熟地隐藏其推广政策的潜在弊端，而专业素养有限的政客也通常无法全面评估政策实际效果，很多时候只是被牵着鼻子走，甚至直接采用说客起草的法案，不甚清楚精巧法律文字用于实践的深远影响。

其结果就是，工会因制造业外包和偏向资方的政策而逐渐瓦解，中小企也在不断扩张的巨型企业之前失去议价和竞争能力，劳工和消费者权益被缺乏政府监管和工会堡垒的大企业不断侵蚀，资本逐利造就的过度金融化加剧贫富差距……而即使问题逐渐凸显，公民团体的反抗声音被政客听到，但大企业已通过日复一日的游说和政治献金与政客们深深绑定，缚住政客手脚，同时通过媒体运动和伪草根行动试图改造选民的思想，直至问题逐渐积重难返，严重影响民生。

被压制的普罗大众权益

企业如何通过游说压倒民众利益，在金融业、医药业和保险业等行业表现得最为明显。以金融业为例，在银行业等在90年代投入逾1.8亿美元的游说资金，以及出身华尔街的时任美国联储局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的大力鼓吹之下，美国国会1999年废除了实行六十多年、规定金融分业经营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此次过度放权的结果就是，仅仅八年后，金融业不透明的自营交易就引发了金融危机，大量民众丢掉房产和终身积蓄，而银行能在依靠政府纾困躲过一劫后，继续通过游说削弱相关规管的力度。足可见手眼通天的华尔街大鳄如何凌驾于普罗大众利益至上。

类似地，在游说支出榜上多年蝉联第一的医疗业，通过几乎为每位总统及联邦议员捐款、重视各州州级选举以及逾千人的专业游说军团，该行业得以不断增高各类处方药的定价，扼杀或削弱政府价格调控尝试，并与保险业一同擡高医疗支出费用，使看病难成为美国主要社会问题。统计显示，美国尚未缴清的医疗账单从2016年的的810亿美元增长至今年7月的1,400亿美元，超过四成美国人都身负医疗债务，使这个拥有最发达医药行业的国家讽刺地成为民众看不起病的国家。

再以耗时良久的阿富汗战争为例，这场耗费美国2.3万亿美元、付出逾6,200国民性命（包括军人和民间承包商）的战争，最后以塔利班全面夺权的讽刺结局告终，美国唯一的获益方可能就是军工企业及其游说和政治献金对象。智库“安全政策改革协会”（Security Policy Reform Institute）的研究显示，军工企业在20年战争期间花了10亿美元游说费用，结果获得2万亿美元利益。同时，其政治献金也成功地压制了议员的质询，在企业游说力度较弱的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国防分委会42次讨论越战支出，而该分委会仅有5次谈论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开支，能难想像这没有军工企业背后出钱出力。

如此可见，美国各行各业的企业是如何通过持之以恒的游说行动，指挥着各级政客的决策，使普罗大众的权益让位于各大企业利益。

阻碍改革的顽疾

糟糕的是，尽管目前美国种种社会积弊，已让许多政客和民众深刻意识到商界高举的新自由主义大旗的问题（正如拜登断言“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涓滴经济学”），但改革却并不容易。

首先是，企业利益已经通过长期游说、政治献金和政经旋转门，深深潜入美国政治各个环节之中，形成强大的改革阻力，例如奥巴马在其标志性医改法案中，碍于强势的医药行业，也没有触及其死守的定价权，拜登医改能走到哪一步也完全是未知之数。

再就是，在企业经年累月的对上游说和对下舆论塑造中，许多议题已经分化成具有高度党派性质的议题，乃至成为党派的标志性政策，是政客和选民高度捍卫的对象，即便选民切实利益因此受到损害（例如共和党选民坚决反对枪支管控、环保规管和加强福利网）。这也限制了两党共同推动有意义改革的空间。

因此，只顾己方利益最大化、阻碍改革步伐的各大企业已成为美国民主制度的一大顽疾。如果美国无法更强势地规管游说活动、更清楚地划分政治与商界的界限、控制不断膨胀的选举耗资的话，就无法还原民主制度的初衷，使政客更好地代表民众利益、解决民生问题，让美国走向良性发展的道路。否则的话，感到自己利益被持续忽视的民众只会对建制派政客越发失望，让特朗普这类只会嘴上功夫的民粹政客大行其道，将美国推向更混乱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