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的裂痕・二｜同是美国“重建”产物　伊拉克仍未有明路

日前，在塔利班的闪电攻势下，美军和外交人员狼狈撤出阿富汗，为这场20年之久的天价战争和国家重建计划，画下了一个失败的句号。这不仅让人想起美国另一个改造对象伊拉克。该国虽未像阿富汗这般落得民主体制被全盘推翻、西方投入付之东流的结局，但重建之路也是一波三折，其历经教派仇杀、ISIS崛起、少数民族谋求自决等等磨难，直至今日仍然政局四分五裂、发展前景黯淡。对于如何才能构建一个有效的治理体制并走向繁荣，各派都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只剩伊拉克人民在痛苦漩涡中挣扎。

美国本世纪两大国家重建方案均以失败告终，归根结底是忽视了两国的复杂国情，以及高估了西式选举民主的普适性，例如它未有认清阿富汗根深蒂固的部落社会特性，也低估了伊拉克多教派多民族间矛盾，因此在前一国被塔利班通过“农村包围城市”战术围攻，在后一国则激化了什叶派和逊尼派的矛盾，乃至间接促成ISIS恐怖分子大肆扩张，另外还助长了库尔德少数民族的独立诉求，给这个逃离萨达姆恐怖统治后期望浴火重生的国家带来了无穷挑战。

萨达姆时期：教派冲突成政斗副产品

要说明美国为何在伊拉克失败，须先从该国的教派矛盾和民族矛盾说起。关于前者，虽然逊尼派与什叶派之争绵延千年，但在上世纪上半叶，由于阿拉伯世界的主要诉求是反帝反殖民，因此出现两派和解、携手抗敌的大氛围，伊拉克也是如此。当时该国主张推翻英国扶持的哈希姆王朝的主要政党，即伊拉克共产党及复兴党，都呈现两派合作的局面。但在复兴党1968年政变上台后，逊尼派的实质掌权者萨达姆（他后在1979年名义上也升至一把手）大量清洗党内外什叶派，将复兴党“逊尼派化”，使得占六成人口的什叶派沦为“二等公民”，占两成人口的逊尼派阿拉伯人独占大权，这才埋下教派仇恨的种子。

需说明的是，萨达姆此举并非出于教派冲突，而是纯粹政治斗争，因为他本人底色是世俗主义的。他掌权后取缔宗教学校、禁止宗教游行；打造的政体是一党专政，民众如不入党就难觅得体面工作；构建国族认同感时，靠的是复兴党的泛阿拉伯主义，以及从伊拉克古代辉煌历史中汲取动力，将自己打造成“新巴比伦王”。直到90年代统治动摇后，萨达姆才迟迟地试图利用宗教力量巩固政权，包括推行信仰强化运动、以自己七加仑血液为墨水抄写《古兰经》等。

这套体制设计本可以弱化教派色彩，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它也确实通过土地改革、妇女平权和普及现代教育解放了生产力，又依靠石油财富迅速发展了工业，70年代GDP平均增速超过两位数。但是，萨达姆系统性压迫而非吸纳什叶派，导致这套体系难以为继。

他先是为巩固权力、防止此前连番上演的政变，而清洗了大批党内什叶派，只偏信家族至亲，家乡提克里特及周边中北部“逊尼派三角洲”的熟人也多沾亲带故进入统治阶层。而高压统治下无法通过世俗政治手段反抗的什叶派，只能诉诸宗教凝聚力，例如通过举办当局禁止的什叶派最重要宗教节日阿舒拉节（Ashura）以示抗议，强化了被逊尼派压迫千年的受害者心态以及殉道意识，这又反过来使得当局越发警惕和排斥，使什叶派难以进入政警系统，这使镇压异议人士之举实然造成针对什叶派的压迫。

再加上伊朗1979年革命成功正好为伊拉克什叶派提供了抗争模版，有“伊拉克的霍梅尼”之称的伊拉克什叶派最高级别宗教领袖萨达尔（Muhammad Baqir al-Sadr）同年发布教令，鼓励信徒奋起对抗复兴党。这便彻底激怒了萨达姆，引发一系列血腥镇压，走上政府越发压迫、什叶派越发激进的恶性循环。

类似地，萨达姆对东北部渴望独立的库尔德少数民族也采取了高压手段，他一面通过大规模移民试图将其阿拉伯化，一面对任何反抗迹象严酷镇压，且因库尔德人聚居区是产油重镇、支撑政权经济命脉而手段更加残忍。

在萨达姆愚蠢发起八年两伊战争和科威特战争导致经济崩溃和政治钳制松动后，饱受压迫的库尔德人和什叶派趁机起义，其中库尔德人1988年虽惨遭政府军以化学武器攻击、5,000人命丧神经毒气，但仍不懈抗争并获实质自治权，什叶派1991年南部起义则只以逾万人惨死告终。因此，当美国2003年推翻萨达姆后，什叶派寻求翻身做主和库尔德人谋求自治，就成了两大主要诉求。

美军激发的教派仇杀

不过应当说明的是，在萨达姆倒台之时，伊拉克的教派矛盾远远未及北爱尔兰30年动荡期间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那种彼此仇杀的地步，两派仍然自由交往、通婚。美军入侵后灾难性的“去复兴党”政策及滥捕乱抓、黎巴嫩式的按教派比例的分权设计，以及首任总理的集权行为，才真正激发了教派矛盾。

先说“去复兴党”政策，美国对复兴党所有高级党员（至少40万人）实行一刀切的解雇甚至限制就业，公职部门至少65万支部级党员也多被排斥在重建进程之外，这直接摧毁了伊拉克的官僚系统、军警力量、法律和教育体系。此前说过，在萨达姆的一党专政之下，加入复兴党是找到体面工作之必须，党员身份并不意味理念趋同。将这批以逊尼派为主的专业人士不加区分地逐出权力体系，甚至连新宪法协商过程中逊尼派也明显缺席，仅由什叶派与库尔德人两方谈妥，这不仅严重阻碍了新体系的构建，更触发了逊尼派的强烈怨恨感。

再加上美军以逊尼当权派和动乱分子为主的乱捕滥拘，将监狱变成了极端思想的温床（日后ISIS首脑巴格达迪就是此时在狱中极端化），又正逢阿尔盖达（al-Qaeda）组织趁乱招兵买马，许多为萨达姆效力后无法觅得工作的军官就都投身其中，并将枪口对准美军和什叶派。

在2006年至2007年，教派仇杀达到惊人的高度，统计显示每月平均有3,000人因此身亡，伊拉克宛如陷入内战边缘。直到2007年美国增兵3万人、并加强支援逊尼派民兵组织“伊拉克之子”打击阿尔盖达组织后，局势才逐步平稳下来。

不过仇恨已难以磨灭，教派意识空前高涨，而伊拉克的新政体设计正好火上浇油——其分权设计规定总统为库尔德人、总理为什叶派、议长为逊尼派，部长席位也按民族和教派比例分配，这看似合理，但总统权力有限，议长在什叶派占多数的议会也无甚用处，因此实际上是什叶派独掌大权，同时还促使各派政客竞选时诉诸身份政治，不利于政治融合。另外，未吸纳多为“中央集权派”的逊尼派意见的新宪法，确定了联邦分权体制，还赋予地方开发油气大权，这削减了中央调配资源的能力，引发日后中央与库尔德地区一系列斗争。

2006年至2014年掌权的什叶派总理马利基（Nouri al-Maliki），就充分展现了国家重建进程是如何让位于教派斗争与央地矛盾的。马利基执政后逐步清洗逊尼派政客（甚至在2011年下令逮捕时任逊尼派副总统）、拒绝将打击阿尔盖达组织有功的逊尼派民兵组织“伊拉克之子”大规模收编至军警系统、严酷镇压逊尼派示威。而逊尼派政客试图诉诸的议会斗争（包括不信任投票）在什叶派的席位优势面前，完全是无用功，这促进了逊尼派民众对政府的幻灭感和极端化。

另外，马利基试图控制各地油气开发主导权，在库尔德斯坦地区政府2011年绕过中央政府与美国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签订合同后，双方关系迅速恶化，马利基甚至不惜派出军队威慑，与库尔德民兵对峙不下，促使库尔德人决心寻求独立建国，而非满足于地区自治。

被压迫的逊尼派助长ISIS崛起

沉迷争权夺势的马利基忽略了美国2011年撤军伊拉克、ISIS趁同年叙利亚内战崛起的大背景。其结果就是，拥有鲜明逊尼派特点、将什叶派贬斥为“拒绝者”（al-Rafidah）和“叛教徒”（murtadd）的ISIS，吸引了大批愤怒的伊拉克逊尼派民兵加入，也获得部分普通民众拥护。

因此，当ISIS从2013年起在伊拉克中北部的“逊尼派三角洲”攻城略地时，腐败的政府军匆忙逃窜（正如我们在美军撤出阿富汗后看到的那样），而当地以逊尼派为主的许多民众甚至将ISIS视为“解放者”，该恐怖组织遂以摧枯拉巧之势占领了伊拉克大片领土，完全打断了该国的重建进程。

与如今塔利班的统治类似，ISIS能在占领区搭建起一套基于教法、粗暴而有效的管理体制，有时甚至比腐败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更多，该组织也能保证听话的民众安全，赋予其在什叶派政府军警治下更多的安全感，不过仅限于逊尼派。这使得ISIS比起过往的恐怖组织更具“正当性”和生命力。

当然，对于什叶派和雅兹迪等少数民族来说，ISIS是绝对的梦魇，其中最骇人听闻的惨案包括2014年在提克里特（这正是萨达姆老家）杀害了1,700名什叶派空军学员。另外，比起性侵雅兹迪少女，ISIS对什叶派的仇恨会驱使他们活活烧死什叶派妇女。

对此，美国迅速出兵支援伊拉克，其资金和武器大量流向库尔德民兵，使之不仅实力大涨，且在一步步击退ISIS时民族自信心也显著提高。在2017年反恐战争接近尾声时，库尔德人就举办了独立公投，并获得超九成支持。毫不意外，伊拉克政府及同样担心库尔德人独立的邻国对此激烈反对，政府军马上开进库尔德地区，土耳其甚至对库区实施石油禁运。虽然这次风波幸运地未演变成内战，但也成了库尔德人一道伤疤，或会在未来引爆新的冲突。

但无论如何，在2017年末，伊拉克终于赶走了ISIS，压下了库尔德人独立诉求。此时该国一片疮痍，GDP仅略高于1990年打完八年两伊战争不久时的水平，民众因糟糕的基础设施和就业前景叫苦连天，该国开启了艰难的二次重建。

政局四分五裂 政令寸步难行

但重建谈何容易？好消息是，民众对于提高生活水平的强烈渴望压倒了教派之争，在2018年议会选举时，各派不再主打身份政治牌。我们看到曾带领民兵大肆仇杀逊尼派的什叶派教士萨达尔（Muqtada al-Sadr）与世俗主义的伊拉克共产党结盟，以反腐脱贫政策为主轴，该联盟最终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团。

但糟糕的是，议会更加碎片化，光是什叶派就分散成五大主要联盟，第一大党团议席也不过只占16%。这使得政令更加寸步难行，光是各方协商出总理一职就花了五个月，而且由于互不相让，各派最终挑选独立人士迈赫迪（Adil Abdul-Mahdi）出任总理，但这位缺乏政党支撑的“光杆司令”根本缺乏力量实行伊拉克人民期盼的改革。上台一年后，在青年对25%失业率和糟糕公共服务的怒吼声中，迈赫迪匆匆引咎辞职。

在各方又一轮漫长协商后，伊拉克去年5月换上另一个看似有改革抱负、但同样缺乏政治能量的技术官僚卡迪米（Mustafa Al-Kadhimi）。虽然在他任内，一部更公平的选举法成功落地，但这是议会从2019年起拉锯的结果，与他本人关系不大。且他承诺的其他改革都被新冠疫情的冲击波所淹没，伊拉克经济也因去年油价低迷和OECD减产协议而严重受伤，百万人跌至贫困。目前，虽然油价上升给了伊拉克经济一条生命线，但各派正在瞄准今年10月议会大选，卡迪米除了等待自己的下台倒计时，也无事可做。

有一线希望的是，在过去几年不断在官僚系统中巩固权力、且民望甚高的教士萨达尔有望在议会大选中大获全胜，届时就能推举一名真正具有施政资源的总理上位。不过，他会是一个真正的改革者，还是如同萨达姆和马利基那样的暴君？虽然他褪去了教派冲突色彩，但他的血腥历史及其什叶派神学背景，会否引发逊尼派的恐惧，乃至激发新一轮教派冲突？一切都还是未知数，且ISIS仍在部分逊尼派地区活跃，等待卷土重来的契机。在萨达姆被推翻的第18年，伊拉克人仍然不知前路在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