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奥运｜压抑冷清的开幕　难以提振的国运

东京奥运会赛事正热烈进行中，中国运动员气势如虹，香港男子花剑代表张家朗更是上演惊天逆转夺得金牌，获得本港史上第二金，此等成绩引发全城祝贺。而反观东道主日本，虽然奖牌数同样亮眼，但出于对东奥的排斥和开幕式的不满，国家整体气氛仍较为低迷。

可能没有什么比前首相安倍晋三放弃出席开幕式，更能说明日本高层曾对奥运会寄予的“提振国运”的厚望业已土崩瓦解。

安倍所代表的右翼政治世家力量，在2012年底重新上台后不到两周就向国际奥委会递交了申奥书，决心通过一场盛大的赛事来驱散3.11大地震、乃至三十年经济停滞期的阴霾，像1964年东京奥运那般拉动经济和恢复民族自豪感，从而一举扭转国运。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穿着马里奥玩偶服接棒奥运会的安倍，也无疑成为与东奥联系最紧密的政治人物。

正是怀着如此信念，安倍政府在去年疫情爆发之初仍坚持要如期举办奥运，直到多国代表团纷纷以退赛施压才同意押后一年举行。安倍本人虽因病于去年8月辞职，但仍担任东京奥组委最高名誉顾问。尽管在开幕前，这次奥运因预算攀升、疫情反复、疫苗接种不如预期等等问题，而招致大多数民众反对，安倍本月初还是语气强硬地回应“只有反日的人才会强烈反对奥运召开”，将大多国民都打入不爱国的行列。

但最终，在政府因东京疫情高涨忍痛选择无观众模式、注定这场奥运会血本无归且萧瑟冷清后，安倍这位一手促成东奥的“灵魂人物”，也在开幕式前两天低调取消了出席计划，似是悄然与这次愁云惨淡的奥运会做出切割，以免其成为自身负累。安倍的举动鲜明体现了这场奥运早已从“提振国运的象征”沦为“谁沾谁倒霉的烫手山芋”。

“史上最糟糕的开幕式”

尽管安倍因临阵逃脱而在网络上被右翼分子大轰“叛徒”、“不负责任”，但在看完开幕式后，还是不得不承认安倍此举十分精明。原因无他，开幕式水平实在让人大跌眼镜。

尽管外界理解因防疫需要而表演规模缩水、无观众的看台气氛冷淡等等原因，但除了一闪而过的烟花和无人机亮点外，开幕式大多节目都呈现出阴冷、压抑和敷衍的感觉，例如表现运动员居家训练之苦的单人跑步机画面让人摸不着头脑，森山未来的纪念亡者之舞更让人毛骨悚然，很难让日本及全球人民像菅义伟政府所声称的那样汲取到任何战胜疫情的力量。

温和的评论家大抵将之形容为“暗淡的”（muted），而牙尖嘴利者就毫不客气地称“史上最糟糕的开幕式”、“像在殡仪馆”。日本著名导演北野武更是直言道“开幕式有趣到让我睡得特别好”、“之后出国都感到丢脸”云云，还要求奥组委退还纳税人的钱。

相关新闻下读者也纷纷痛骂这种水平的开幕式根本不值165亿日元（约11.6亿港元），连带着讨论开幕式的创意总监、作曲家和导演先后因侮辱女性、校园霸凌和开纳粹大屠杀玩笑而被炒鱿的丑闻，以及奥运会会计部长上月自杀疑似掩盖贪腐黑幕等等。可以说，这场不及格的开幕式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日本国民的不满情绪和追责决心。

菅义伟民调跌至新低

在如此情况下，不像安倍那样可以当甩手掌柜的菅义伟就承担了最大的压力。他在开幕式上的恍惚表现已经引发众多批评，当时在德仁天皇起身致辞时，他没有按照礼仪同样起立，直到身边的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率先站起来后，他才跟着起身，立刻引发“失礼”的争议。

另外，由于各国疫情严重，此届奥运会仅有12名国家或国际机构元首出席，远低于2008年约80名国家元首出席北京奥运会的盛况，本有意出席的韩国总统文在寅还因日方的轻慢态度和外交官粗俗言论而临时取消计划，使菅义伟政府原本的奥运外交计划落空，也使得奥运氛围更加冷清。

在开幕式之后进行的民调显示，菅义伟的支持率已经滑落至34%的历史新低，这也是自民党自2012年重新掌权以来的最低点，这就充分说明了民众对开幕式的不买账。还有自民党人士透露，安倍也正是料到这点，才没有出席开幕式，以便今后抛弃民声跌停的菅义伟，自行重新参选自民党总裁。

至此，尽管赛事才刚刚开始，后续日本国民情绪或许会因奖牌数量而有所提升，也可能因疫情继续升温而更加怨愤。但无论如何，此次奥运会坎坷多舛的基调已经确定，政府逾200亿美元支出和商界逾30亿美元赞助因无观众模式几乎血本无归，提升国民士气也是无从谈起，所谓的逆转国运更成了破碎的泡沫。

暴露深层治理危机

而此次东奥推后一年仍落得无观众模式且民情激愤这等最糟情形，也暴露了日本更深层次的危机。

例如，政客因沉湎于1964年的奥运神话以及未曾言明的国运论，而执著于奥运形式，尽管老龄化严重和普遍低欲望的社会已经很难通过大兴土木而拉动经济。而在新冠这等百年一遇疫情爆发后，政府也缺乏能力和魄力果断止损。80年代末西方研究日本的扛鼎之作《日本权力结构之谜》一书曾指出日本没有强大的政治中心，权力分散在自民党、官僚机构和经济团体之中，很少有真正的话事人。虽然这一情况在安倍政府加强内阁统治时期明显好转，但他一下台后，还是暴露出内阁缺乏权力的弱点。

菅义伟虽是首相，但也是党内五大派阀的妥协产物，本人缺乏政治根基，这就导致居其位者没能力拍板喊停、不居其位者无需承担后果。这种错位结构将纠结万分的菅义伟政府推向东奥，以至于其直到7月20日仍称不排除在最后一刻取消赛事，而非带着破釜沉舟一定办好的气势。而安倍眼看东奥注定失败而临阵逃脱担责的做法，更突出了日本权责错位的悲哀。

同时，受制于路径依赖严重的官僚机构和强大的商业利益，日本政府抗疫效果虽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完全无法承担起举办奥运会的严苛要求，这便导致最后奥运会只能采取无观众模式的下下策。例如，现代化速度缓慢的官僚机构仍在靠传真传递数据、影响内阁对疫情全貌的认知，对外国疫苗异常严苛的审批程序也导致引进疫苗速度缓慢无比；而商业团体坚决抵制封锁，则促使日本从未实行严格禁足令，这就注定了疫情反反复复，菅义伟在去年下半年疫情稍微好转就推出的促进旅游项目“Go to Travel”，更可谓重大政策失误。

而前奥委会主席森喜朗歧视女性言论等一系列风波，就更是凸显了女性社会地位较低、长者长期把权的“老害”现象等等社会问题。天价开幕式预算下埋藏的贪腐疑云，也与自民党党内最近不断爆发的金钱丑闻一并，提醒民众贪腐问题仍不可小觑。

总而言之，与1964年东京奥运会展现出战后复苏风采、成功提振国民精气神的结果恰恰相反，此次的东京奥运只是暴露了政府权责错位、政客魄力不足、抗疫受制于商业利益等诸多治理问题。不过，虽然远未起到“提振国运”的作用，但此次东奥的失败，也及时地为这个国家敲响了警钟，提醒国民需要更深层次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