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中拉美・巴西｜博尔索纳罗的“特朗普效应”只是病征

进入6月下旬，疫情数字一直保持在全球前列的巴西，继月前跑赢美国后，亦进一步超越了疫情来得快也退得快的印度，无论是在新增确诊人数，还是在新增死亡人数，其七日平均值皆在6月20日前后超越印度，排名全球第一。其累计死亡人数也越过了50万的关口。
当国会正在调查政府抗疫责任之际，右翼总统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的民望已由去年9月、10月间的四成高位，下跌至25%左右。国会众议院手上已有百多项弹劾总统的呈请，而随着工人党（PT）前总统卢拉（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洗脱贪腐罪名，巴西各大城市都陆续出现周期性的群众集会，指责博尔索纳罗为“杀人犯”，要求他下台。来年总统选举也许是巴西人对于这位“热带特朗普”的最后告别。（系列文章之四）

疫情严重至此，最需要负责任的当然是博尔索纳罗莫属。这位紧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右翼路线的巴西政客，至今仍在宣传既早被证明对新冠病情近乎无效的抗疟疾药物羟氯喹（Hydroxychloroquine），指自己患病后服药即好，却不能解释为何政府一直以来向各地派放羟氯喹都无法压止病重、病死的案例发生。

比特朗普有过之而无不及

巴西传染病学会早在去年6月跟从世卫和美国药物及食品管理局（FDA）的做法，呼吁政府停用羟氯喹，但不少巴西医生都指出不少新冠病人都正在或曾经服用羟氯喹，甚至被其副作用所害。圣保罗大学心脏病学教授Bruno Caramelli就指当人们相信有羟氯喹作为迅速救治之方，隔离、封锁、真正治疗的方法都被搁在一旁。

从疫情初爆至今，轻忽病毒（“只是小感冒”）、不负责任（“人终有一死”、“对不起，你想要我怎样”）、质疑口罩（“对小朋友有害”）、质疑疫苗（“如果（接种疫苗后）女人长胡须、男人讲话声音变高，他们都不会负责”）、政治化疫情（指之为“经济增长最快国家”的“生化战争”）等等，皆是博尔索纳罗一以贯之的“抗疫”取态。乐于在街头与反封锁的支持者站在一起的博尔索纳罗，直至6月中仍因出席圣保罗市集会不戴口罩而被罚款。

与此等戏剧效果丰足、常得国际媒体关注的言论相应的，是其政策上的“无为”，甚至是“反作为”。虽然眼见自己民望低落的博尔索纳罗如今已四出寻求疫苗供应，希望加快其疫苗接种（如今大约有三成人打了第一剂疫苗），但是其质疑中国疫苗的态度，以至被揭六次拒绝购买辉瑞疫苗的往绩，已决定了其抗疫失败的形象。更不用说他对各地政府实行封锁政策的反对，甚至动用军队阻止封锁的威胁。

如今，不少人将巴西抗疫失败的矛头指向博尔索纳罗，甚至称之为“特朗普效应”。考虑到其对疫苗的质疑，博氏之过已可算是为特朗普所不及。可是，此等“特朗普效应”只是巴西深层次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表征，而博尔索纳罗更可说是其抗疫失败的近因而已。

“分猪肉”政治的短视

首先，巴西国会两院有近30个政党，当中近四成议员是只看利益、不看政治立场的“中间派”，因此几乎任何执政者都要靠联邦拨款让议员们有可示乡亲的政绩才可能顺利执政。例如在本年超额的预算案中，直接用于“猪肉”之上的联邦拨款就高达490亿雷亚尔（Real，折合约760亿港元）。此等政治文化造成政府只顾即时政绩，而不顾长远政策。

人民对这种“分猪肉”政治的不满，在2018年就曾被博尔索纳罗所利用，以之作为其“反建制”草根右翼选战主轴之一，顺利让他坐上了总统宝座。然而，随着其民望下挫、国会弹劾压力激增，巴西政治制度的惯性就使到博尔索纳罗重新回到拉拢中间派的分猪肉政治之中——毕竟假装成“政治素人”的他参选前已当了（名望不彰的）国会议员近27年。

虽然以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而言，巴西排行拉美首位，可是其每千人医生人数、每千人护士人数、政府支出占医疗支出比例等指标都追不上拉丁美洲的中位数。这除了是“分猪肉”分薄政府资源外，也是长期只看“猪肉”的政客不愿改革政府财政的结果：由于退休金和公务人员成本高昂，巴西联邦政府的法定支出占其预算高达94%，使得政府更难作出更具雄心壮志的投资。

打着改革旗号的博尔索纳罗上台之后，虽然曾通过了一项退休金改革，然而疫情一来，所有改革都大幅收缩。而疫情援助性的开支大增，使其国债占GDP比例去年升至98.94%，比前一年升超过11个百分点。如今博尔索纳罗似乎依然希望通过派钱留住民心，却没有顾及国家财政的问题。

上下皆“贪”

此等“分猪肉”的文化也造成政府自肥，以及贪污问题严重。巴西众议员的薪金是国内最低工资的40倍，他们可聘用高达25位顾问，其房屋、住宿、出行开支皆有国家资助。目前更有议员要求将每届任期由4年增至5年，并且重新容许接受商界政治捐助。

更严重的是，议员都有所谓的“优待司法管辖”（foro privilegiado），规定只有最高法院才可以审判议员的诉讼，可算是议员们的贪腐王牌。在此前的反贪“洗车行动”（Lava Jato）中，巴西建筑巨企奥德布雷赫特（Odebrecht）就被揭设有专门行贿的部门，手握超过400位政府人员的行贿代号。

前总统卢拉及其继任人罗塞夫（Dilma Rousseff）都因“洗车行动”分别被判有罪（后还清白）和弹劾下台，间接助长了竞选时力挺“洗车行动”博尔索纳罗的“反贪”气焰。

然而，博尔索纳罗也是“一身贪”：洗车行动的领头法律莫罗（Sergio Moro）在博尔索纳罗上任后被任命为司法部长，随后却被揭在“洗车行动”中与检控官串通、针对工人党政客等等；博尔索纳罗自己的四个儿子都身陷涉贪调查，并因此将联邦警察总长免职，导致莫罗也忍不住指责总统干预司法而请辞；作为巴西扫贪象征的“洗车行动”到本年更被新任司法部长解散。

如今，博尔索纳罗当局的不少政府部门也身陷各种近乎可滑稽的贪腐丑闻：卫生部被卷入高价购买未经巴西批准使用的印度疫苗的风波之中；环境部长则卷入走私木材的调查之中。

经济结构的健康恶果

此等只求个人权力和利益的政治文化，让巴西一直无力透过长期的经济改革走出依赖商品出口、经济随全球商品市场起伏而动的困局。2000年代卢拉当政之时，巴西正遇水涨船高的商品价格，从2002年至2012年年均经济增长达至4%。当时卢拉大兴学校、广推福利、广建电力使巴西贫穷率大减四成，但其左翼政策照顾得民生之余，却没有注重经济转营。

到2014年前后，商品价格回落，使雷亚尔在疫情前已累计对美元汇价大跌一倍、失业率长期在10%以上，而其人均GDP更由2011年的1.32万美元高位跌至2019年的0.87万美元。

随着政府赤字急长，当局于2016年通过法律限制医疗开支，结束了2000至2014年近四倍的人均医疗开支增长，其后更出现了开支下降的情况。由此可见，巴西的医疗质素也随着其经济对国际商品市场涨低的依赖而起落。

虽然在卢拉主政下，全民医疗系统得到扩充，但根据一项2018年的研究，不同地区的人均地方医疗开支到2016年仍可有高达一倍的差距，可见医疗分配不均与巴西贫富差距遥相呼应（2019年巴西全国收入最高1%的人占全国总收入31%，为全球第二高）。

贫民区突显疫下不公

类似的分配不均也在巴西的新冠疫情中得到反映，特别是在全国有6%人口居住的贫民区（favelas）中。根据一项本年6月发表的研究，巴西第二大城里约热内卢（Rio de Janeiro）贫民区中的病毒致死率比社区发展较好的地区高出近倍。这不止反映了贫民区内极其挤拥的居住环境，也反映了他们手停口停（研究指有至少一成人将在疫情中遭遇饥饿）的经济处境，以及其医疗服务的不足。

此等情况，一方面是医疗和经济分配不均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分猪肉政治下贪腐风气的后果。能够让贫民区一直存活至今的，主要是受警方支持的民兵组织（militias）。以往贫民区贩毒组织横行，在这些政府管理不及的地方建立起半政府的架构，进行毒品相关活动之余，也建立起一定程度的民营司法与秩序体系，建设区内公共设施，并向居民收取保护费。其后，警察势力开始支持一些武装力量，在贫民区内清扫贩毒组织，后者却取而代之经营起收保护费的行为，称之为“安全税”，勒索区内民众之余，也提供区内的互联网、电话、燃油等基本民生产品。

这些组织一方面让警察内部的一些人士能够自肥，也能让政府假手于人解决贩毒问题，素来也得到不少政客容忍或支持。例如里约热内卢的一位前市长就曾称这些民兵组织比起贩毒组织可算是“两害取其轻”（lesser evil），而博尔索纳罗家族与这些民兵组织关系千丝万缕，例如其长子就与其中人物份属邻居。如此情势之下，难怪经历过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之后，这些“影响国誉”的贫民区依然未有改变。

“分猪肉”的政治、只顾短期利益的政治文化、过度依赖商品出口的经济结构，遍布全国上下的贪腐问题、严重的经济分配不衡环环相扣。2018年，民众求变心切，于是选出了反精英意味浓烈的民粹总统博尔索纳罗，然而，他的当选未有带来大变，他的民粹主义更将抗疫变成了一个政治议题，使巴西遇上新冠疫情之际变得更加不堪一击——美国尚有一众专家学者体系补足（如其疫苗研发和生产），巴西却只待各地政府自救。

然而，这一切并不能只怪博尔索纳罗本人。如果上述的这些政治、经济、社会“病因”不能得到治理，除了未来另一波国际危机来临可能会为巴西带来同一结果之外，类似博尔索纳罗这种民粹领袖再掌政权亦是难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