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巴冲突虽暂息 美以关系却动摇
从5月12日第一通电话中“对以色列安全和合法自卫权的坚定支持”，到5月19日第四通电话中饱含警告之意的“希望今天就看到局势迅速降级直至停火”，美国总统拜登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的态度一周之内明显愈见强硬。在拜登逐步升级外交压力之下，以色列和哈马斯通过埃及斡旋，终于在当地时间21日清晨正式停火，暂时解除了危机。可是这次拜登在民主党内各派压力下由软转硬的取态，已为美国一致挺以的传统两党共识打上问号。
自以巴冲突本月爆发以来，已有248巴勒斯坦民众在炮火中丧生，20倍于以色列死亡人数。冲突本由以方歧视性举措惹起，包括以产权之争扫除东耶路撒冷巴人、限制穆斯林庆祝开斋节等，此后其广泛轰炸加沙民居、外媒办公室乃至唯一的大型医院等反人道意味极重的行动，更激起全球愤慨。即使是在“亲以”的美国，对巴人的同情分贝也明显增加，而在过去十几年来与以色列右翼政府嫌隙渐深的民主党左翼，此状更甚。
拜登原本对于插手以巴难题兴趣缺缺：他恢复了对巴勒斯坦当局的援助，却也延续了特朗普将驻以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等争议性举措；其在上任近月后才与内塔尼亚胡通电，可见以巴问题对他何其“次要”。于此，拜登只希望回归到民主党传统上对以“理性亲善”的道路，告别奥巴马时期的关系低谷，也同时舍弃特朗普时期与以色列亲密无间对巴人的挑衅，不力求解决以巴之争，只愿现状稳定。
民主党的转向
以巴冲突大爆却迫得这位手中难题多多的老人家不得不插手表态。其党内民情之变，更使他左右为难：此刻，进步派对以色列的右翼排外政策感到厌恶，同时对巴勒斯坦抱有前所未有的同情心。根据盖洛普（Gallup）民调，民主党内要求美国在以巴冲突中对以施加更多压力的比例，从2008年的33%直线升至2021年的53%，而共和党同时段的比例维持在17%以下。这种民情如今已进军国会山，对国策影响力不容忽视。
新生代领军人物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简称“AOC”）就频频为巴勒斯坦发声，在拜登捍卫以色列自卫权时质问“巴勒斯坦人没有生存权吗？”国会唯一的巴勒斯坦裔众议员特莱布（Rashida Tlaib）还痛斥以色列为“恐怖分子”、“犯下战争罪”，怒轰该国实行种族隔绝政策。
另有近150个著名自由派倡议组织声援巴勒斯坦民众，签署者包括致力于气候变化、移民、女权和种族正义的组织，表明以巴冲突已成进步派普遍关心的议题。同时，一边倒支持以色列的人还会遭到抵制，例如去年曾参选民主党总统的杨安泽（Andrew Yang），就因其Twitter只提以色列被炮轰、只字不提巴勒斯坦民众惨况，被AOC痛斥“可耻”，杨安泽也连忙致歉称“忽略了双方的苦难”。夸张地说，“一味亲以”已成为进步派的政治不正确。
虽然众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Chuck Schumer）等民主党建制派人物依旧坚定地站在以色列一边，但建制派内部也不再那么铁板一块。
在以色列5月15日空袭加沙地带美联社和半岛电视台所在的建筑物后，该国最坚定的支持者、曾投票反对伊核协议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嫩德斯（Bob Menendez）罕见发声明，表示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深感不安”。犹太人头号游说组织“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的年会常客、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米克斯（Gregory Meeks）还据报在5月17日一度打算要求拜登政府延迟向以色列出售价值7.35亿美元的精确制导武器。尽管他在次日放弃了这一想法，但AOC等进步派迅速补缺，开始推动延迟军售的决议，给拜登施加更大压力。
在进步派强力施压、建制派立场松动之际，拜登的态度自然有所转变。在5月12日力挺以色列自卫权的言论遭到炮轰后，他15日首次致电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Mahmoud Abbas），表态反对以色列在东耶路撒冷社区驱逐巴人家庭，但同时又向以方重申支持。到17日，拜登在其与内塔尼亚胡的第三次通话中，首次明确表示“支持停火”。最后，在逾130名民主党议员联名敦促拜登积极调停以巴问题后，他在19日第四度致电内塔尼亚胡，更直截了当地指出“希望今天就看到局势迅速降级直至停火”。
不过当天以色列并没有收手，内塔尼亚胡还态度强硬地回应道，在以色列社会恢复安全和冷静之前，他决心继续空袭加沙地带。考虑到当时“停火在即”传闻四起，而此传闻也确实在不足两日内成真，可见这也是拜登口中“安静外交”（quiet diplomacy）为内塔尼亚胡“假装强硬”留下来的公关空档。虽然事态暂平，，这次以巴冲突却明确催化了美国进步左翼对以色列积累多年的不满情绪，可能成为美以特殊关系的一个关键转折点。
特殊关系基石动摇
事实上，美以特殊关系的多个基石都早已出现动摇，包括以色列对美国战略意义的下降、传统犹太游说集团影响力的分化，以及美国社会对以色列的心理同情和文化认同出现裂痕。
以色列之于美国的战略意义在冷战期间最为突出。当时中东是美苏争夺影响力和石油资源的前沿地带，起初美国明显偏向拉拢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实行武器限售，但随着埃及、伊拉克、叙利亚在五六十年代政变后倒向苏联怀抱，美国就迅速调整战略加大对以色列的金援和军售，助其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一战成名、大大拓展领地。此后，美国慷慨的援助将以色列打造为中东地区坚不可摧的“民主桥头堡”，在对抗苏联影响力、收集区域情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前总统列根就曾感慨，“如果没有以色列这一政治军事资产，我们的地位将被削弱”。
在苏联解体后，以色列战略意义自然随之下降，不过在美国反恐战争期间还是发挥了一定作用。该国虽未参与联军，但通过海法港（Ḥaifa Port）为美国舰队提供后勤基地，以及通过内盖夫沙漠中的导弹预警雷达站提供重要情报等。
但如今，美国在经历了昂贵而漫长的反恐战争后急于从中东泥潭脱身，集中资源投放至印太地区以牵制中国。再加上美国经过页岩革命后成为主要产油国，中东在地缘政治和能源安全方面对美国的战略意义都大打折扣，以色列的重要性也自然大为降低。美国学者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在其《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The Israel Lobby and U.S. Foreign Policy）一书就尖锐地指出，在以色列战略意义不再时，是强大的以色列游说集团维持了美国的亲以惯性。
亲此失彼的危机
的确，有“国会山之王”之称的“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对两党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帮助长期维持两党亲以共识。但内塔尼亚胡亲近共和党的立场导致支持他的AIPAC不可避免地染上党派色彩，因此自然受到民主党进步派的排斥。
以“反内”立场著称的新兴游说组织“犹太街”（J street）迅速崛起成为进步派的宠儿。2020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中有包括左翼旗手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内的6名候选人在“犹太街”年会上讲话，且其中4位都没有出席AIPAC的年会。AIPAC在两党间力量出现失调，势必会削弱该组织维持两党对以共识的能力，也可能会使内塔尼亚胡在特朗普共和党时代的“亲此”，变成今天民主党管治下的“失彼”。
另外，内塔尼亚胡的长期执政和持续右转，也越发背离民主党的新兴左翼选民的价值观。他们本身对于以色列艰难建国史的感触不如老一辈深刻，如今又感受到的是以色列霸道而排外的一面，且展现出与他们深恶痛绝的“白人至上主义”所相似的“犹太至上主义”，因此自然对被压迫的巴勒斯坦民众产生更多共情。
同时，内塔尼亚胡高调站队共和党的行为，也毫不意外地引起民主党离心。他曾对奥巴马的伊核协议和两国方案百般阻挠，甚至在2015年越过白宫接受共和党众议院议长博纳（John Boehner）邀请在国会演讲大批伊核协议，令民主党面上无光。到了特朗普当选后，他又与对方亲密无间、互相站台，自然在憎恶特朗普的左翼人士心中产生了“恨屋及乌”的效应。
因此，在以色列战略地位的下降，传统犹太人游说组织在两党影响力失衡，民主党新兴左翼与以色列右翼政府矛盾越发突出时，美国的两党亲以共识基础早已不如往日稳固。而这一波以巴冲突正如一剂强力催化剂，进一步侵蚀本正缓慢腐化的美以特殊关系。
上文刊登于第266期《香港01》周报（2021年5月24日）《以巴新冲突成美以特殊关系转折点》。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