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四大选后又再选？ 以色列政局“难破难立”的原因
“就道德和操守原则而言，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我为这个国家感到担忧。”以色列总统里夫林（Reuven Rivlin）4月5日宣布将组阁重任交给正因涉贪案件受审的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自2019年4月以来，以色列一直在“选举—组阁失败”或“执政联盟崩塌—再次选举”的循环中打转，而在3月23日这场两年来的第四次大选后，依然未见组建多数政府的清晰前路，以色列政局仍处“难破难立”的困境，可能不得不迎来三年第五次大选。
其实，以色列社会内部派别众多的国情加上采取比例代表制的议会制度，不可避免导致议会中政党林立，大党需要笼络多个小党联合执政，给组阁带来难度。尽管以色列如今整体社会氛围偏右，中左翼难以撑起半边天，但右翼各派别的内部矛盾导致跨过120席议会中半数门槛组阁越发不易。例如内塔尼亚胡2019年4月第一次组阁失败，就是因为右翼阵营内代表世俗派前苏联犹太移民的政党，不满犹太教极端正统派享受免除兵役的特权。
更为组阁添加难度的是内塔尼亚胡本人，他先后执政15年，其外交、国安、经济等方面的成绩无需赘述，其政坛影响力无人可并肩，但其深陷贪腐指控、压制党内新人、故意撕毁去年疫情中与中左翼阵营“蓝白党”（Blue and White）达成的权力分享协议以发起两年内第四次大选的诸多专制式做法，也让许多国民对他感到厌倦。而今年3月23日的选举，在“蓝白党”因去年与虎谋皮式的行为导致中左翼阵营分崩离析之际，也越发演变为“内氏阵营”和“反内氏阵营”之争。
“同病”而不相怜的正反阵营
尽管在最新选举战果中，右翼阵营实际上取得了65票，不过内氏手中只有52票铁票，离61票的执政门槛还有不小距离。右翼阵营另外6票来自内塔尼亚胡前党内对手萨尔（Gideon Sa'ar）出走后另立的“新希望党”（New Hope），7票来自内塔尼亚胡前盟友、前国防部长贝内特（Naftali Bennett）领导的“右倾党”(Yamina)。
尽管内塔尼亚胡深情呼唤两位右翼领导人“回家”，但萨尔坚拒与内塔尼亚胡合作，一直在贝内特和手握45铁票的中左翼阵营之间穿针引线，希望说服“右倾党”和“新希望党”一同加入中左翼，再加上传统属于中左翼阵营、共握有10票的两个阿拉伯人政党，便可构建成一个拥有68席的大联盟，终结内塔尼亚胡时代。而中左翼阵营领导人拉皮德（Yair Lapid）更在4月5日上电视直接对贝内特喊话，表示愿意让对方先担任总理，可见其拉内塔尼亚胡下台的决心。
但问题是，“右倾党”前身的部份势力是一个犹太民族主义和复国主义色彩浓厚的政党，尽管近几年正试图变得更世俗化以拓展票仓，但显然会与中左翼和阿拉伯政党合作感到不适。事实上，贝内特在竞选时就强调自己不会与中左翼合作，指“以色列需要一个稳定的右翼政府”，而在他近来与拉皮德密会激烈谈判、有风声传出双方愿意合作之际，党内就有3名新当选议员选择辞职，被普遍认为是在表达不满。而就算最后贝内特率领“右倾党”，加入中左翼和萨尔完全出于绊倒内氏的希望而拼凑出的执政联盟，该联盟内部在意识形态和施政方针上都有不少差距，日后如何推动施政也是大问题。
其实，从票数算来，即使没有“右倾党”的加入，只要“新希望党”能与阿拉伯政党一起归入中左翼阵营，也能正好达到61席组阁门槛，不过萨尔显然不希望右翼势力在新政府中势单力薄、寄人篱下，这从该党未在投票决定组阁权时支持拉皮德就可见一斑。
而在“反内”执政联盟看上去并不可靠之际，内塔尼亚胡阵营其他党派也可说是患上了与“反内”派同样的“病”。
即便内氏通过许诺贝内特要职而换其“回家”，仍然只有59席，而其唯一有可能再拉拢成功的对象就是拥有4席、代表阿拉伯人利益的“联合阿拉伯名单”（United Arab List），该党是从上一次选举的阿拉伯人政党“联合名单”（Joint List）分离出的新党，他们并不聚焦于巴以两国方案，而是追求提高生活质量的实际诉求，尤其是改善阿拉伯人社区治安。无论是内塔尼亚胡的“利库德”集团还是犹太教极端正统派，都认为双方可以携起手来。
不过，内塔尼亚胡阵营中的极右“宗教复国党”（Religious Zionist Party）极力反对与阿拉伯人合作，曾发表过“我妻子不会想在阿拉伯女性附近生产”这类极端种族言论的党魁斯莫特里奇（Bezalel Smotrich），斥责依靠阿拉伯政党建立政府“将是我们未来数代人都悔恨的灾难，我们不允许这样做”。
说来好笑，“宗教复国党”是在内塔尼亚胡插手联合几股极端势力汇聚而成的联盟，旨在跨越3.25%得票率的门槛进入议会获得议席，以成为此次右翼组阁的重要力量，但不料现在成了组阁的阻碍。另外，随着内塔尼亚胡贪腐案从4月5日起进入法庭出示证据阶段，他在为期六周的组阁期内势必需要花费不少精力应对法律战，让本已艰难的组阁进程更加无望。
说到底，虽然针对内氏的正反阵营都可以用“打算盘”的方式计算出己方如何跨过半数门槛，然而各种组合都似乎会出现“顾此”就必然要“失彼”的政治惨剧，使得“61席”几乎成为了此刻以色列政坛苦苦追求而不得的“圣杯”。
有多少主义就有多少政党……
在此难局之下，厌倦大选和政治困局的以色列民众，可能不得不再次走向票站，从过去的一年三次大选、现时的两年四次大选，演变至未来的三年五次大选。在内塔尼亚胡依然决心执政并通过豁免法案摆脱贪腐罪名、“反内阵营”无法出现能与内塔尼亚胡抗衡的“天降强人”、或是外部局势出现猛烈变化（一如去年新冠疫情）的情况下，双方就不得不通过一次次投票的细微变化带来的议席变动，渴求能设法迈过61席的门槛。过去四次投票已经证明了，各方基本盘已经固定，即使内塔尼亚胡设法达成了疫苗接种率一骑绝尘的政绩，也无法在选举中打破困局。
而在议会持续瘫痪的背后，反映出的除了内塔尼亚胡本人的分裂性作用越发凸出，也折射出比例代表制议会制度对于加深社会众多派别间隔阂的风险。以色列社会成分一直非常复杂，既有在政经安全议题上的中左派和右派分野，宗教方面又有犹太教极端正统派、现代正统派和世俗派的区别，伴随着犹太人内部众多族群内部分歧（包括欧洲犹太人、东方犹太人和苏联解体后涌入的大量俄裔犹太人等），以及占人口两成比例的“二等公民”阿拉伯人越发积极参政的现象。
而“有多少主义就有多少政党”，这就注定了以色列政党林立的现象。许多小型政党往往是至关重要的“造王者”，除了拥有与其代表选民不相称的巨大权力，也构成了“造王者”人数过多、潜在“王者”难以一一说服的困境。
例如过去政党往往为了笼络犹太教正统派，而予以该群体诸多特权，包括给宗教学校大量补贴、免除兵役权等等，加之这一群体生育率极高，在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从1990年的5%升高至2019年的12%），越发让其他群体感到不公，加深世俗派与极端正统派之间的隔阂，这就是2019年4月组阁失败的主因。
再例如，在90年末期右翼当道以来，右翼政府往往忽视阿拉伯人的各种权力，放任了极端民族情绪的滋长，而这此次内塔尼亚胡阵营的极端分子拒绝接受温和的阿拉伯政党，便反映出如此对立。不得不说，议会制度未能让以色列走向团结，反而激化了各派矛盾，而在制度的限制之下，政治困局以及背后折射出的社会裂痕，还会继续陷在“难破难立”的僵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