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伊朗25年合作大计仅是起点　两国关系尚有大山要过

伴随中西近期的棉花论战，新疆争议再成舆论焦点，但中国外长王毅的中东六国行显然未受影响。除沙特王储于3月25日对中方对涉疆立场表示支持外，此次最受瞩目的外交进展，当属王毅于3月26日至27日访问伊朗期间，双方签署的25年《全面合作计划》。

综观中国与伊朗的双边互动，上述的25年计划早在2016年便已初具雏形。然而中伊关系的发展既受某些内生结构箝制、亦受国际局势影响调动。在顾及民意、耕耘欧美关系的考虑下，伊朗裹足不前，中方亦是孤掌难鸣，故25年合作计划自2016年起便持续消沉，直至特朗普（Donald Trump）执政中期，美伊关系重挫，美中关系亦跌至近年低谷，25年计划方有了起死回生的可能。

在美国的重拳出击下，同为苦主的中国与伊朗逐渐靠近。自2019年伊朗外长扎里夫（Mohammad Javad Zarif）访华起，伊朗政界便开始运作25年计划的谈判与签署；2020年7月，《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等外国媒体纷纷披露所谓“合约细则”，内容包括中国得以优惠价格获取伊朗石油，并投入银行业、电信业、港口、铁路等在伊建设项目。然中方态度十分低调，并未直接响应这般报道，消息再度沉寂，直至此次王毅出访，才终告尘埃落定。

对比2016年、2019年与2021年三个转折点，中国与伊朗的5年结盟路走得百转千回、高潮迭起。但眼下双方虽能暂时携手，中伊关系的结构障碍仍然存在，双方究竟能将合作深化至何种境地，有赖各自投入，以及对国际关系的审度与倚仗。25年的经营蓝图，眼下仍是任重而道远。

往来但疏离的伙伴关系

论及中伊关系的互动结构，伊朗的疏离始终是条难以逾越的鸿沟。

回顾25年合作计划的缘起，可溯及中国与伊朗于2016年建立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彼时正逢中国推动“一带一路”第3年，伊朗核协议也于该年1月正式生效，对中国而言，其欲加深在中东的项目推进，适逢伊朗制裁逐渐解禁，双方接触顺理成章。故2016年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中东三国时，伊朗成了继沙特与埃及后的行旅终点，中伊更在1月23日于德黑兰发表《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是为1971年8月16日建交后的一大飞跃。

然而双方进展之所以在2016年签署协议后急速煞停，关键便是伊朗的退却。首先，在伊朗的民意光谱上，对中国持负面观感者仍有一定比例。究其根源，中国与伊朗政府虽有合作，民间交流却不甚热络，故民众对中国的了解大多停留在想象阶段：其或从冷战与伊斯兰信仰视角出发，把中国看成高举共产主义的无神国度，径自为其贴上邪恶标签；或全盘接受西方媒体形塑的“新帝国主义”形象，即便中国投资在国际制裁压力下，为伊朗注入了经济活水，民众反将其视作“债务外交”、“趁机掏空”的表现。

在此脉络下，操弄反中情绪成了伊朗政治精英的博弈筹码之一，此举亦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政府对中交好的力道。以伊朗前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2005-2013）为例，在其任内，中国成了伊朗的主要贸易伙伴，中伊更于2009年签订价值170亿美元的经济合作协议；然2020年中伊合作计划新闻曝光时，人走茶凉、有意复出的艾哈迈迪内贾德却重炮抨击现任总统鲁哈尼（Hassan Rouhani）政府丧权辱国、出卖伊朗主权，并夸大计划内容，既顺利争取曝光度，也在民间激起不小反对声浪，更让西方媒体大做文章，将舆论方向导往“帝国主义降临伊朗”上。

其二，在伊朗的外交决策中，中国长期位处边缘，美欧则始终长居版图核心，伊朗亦长年自认为西方圈内人。自艾哈迈迪内贾德起，伊朗开始推行“向东看”的外交战略，此举虽说是为对西方打压的反制，却恰好突显伊朗仍自视西方国家的潜意识。在其眼中，中国、印度、俄罗斯等“东方国家”乃是助其突破“其他西方”包围的必然选择，却不是能完全替代西方的新伙伴。

故2016年，面对中国的示好与解禁制裁后的欧美，伊朗迅速转向了后者，中伊25年合作计划只能急速冷却；2019年的忽然回暖，则是因特朗普对伊朗的极限施压，德法等国无力回天，其这才又向东发展，重提尘封已久的中伊25年合作计划；2020年伊朗主动将此讯息高调释放给外媒，乃是瞄准年底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意在示警候选人：当选后若不重返核协议、解除经济制裁，伊朗恐与中国越走越近。

而后续发展果然一语成谶：拜登（Joe Boden）纵有意重返，却因中东盟友与共和党人的双重压力，卡在核协议的门坎上进退两难，伊朗的忍耐也终于到达极限，25年合作计划这才水到渠成。

中国与伊朗间的美国魅影

而从中国的视角观之，在通往德黑兰的旅途上，除有“沙特观感”的碎石地段，“中美关系”这座大山亦是不容小觑的挑战。

早在2016年伊朗核协议生效前，中国针对伊朗的外交决策便大致分为三条路径，一是根植于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思维，认为中国必须力抗美国制裁、支持伊朗；二是由国际关系现实主义视角出发，认为在维系中美关系的前提下，中国不该在伊朗议题上与美交恶；三则是骑墙主义，认为中国应在美伊之间维持相对中立的角色。

而上述思维的实践结果，大多落于二与三的混合地带，即中国尽管与伊朗建立紧密经济联系，行事却十分低调。例如直至核协议生效后，方于2016年安排元首出访行程，距离中国国家主席上次造访伊朗，已过14年之久；2020年7月，伊朗主动高调释出25年合作计划谈判进度，但彼时中美正值关系低谷，台海情势更是战云密布，中国显然不欲在伊朗议题上横生枝节，故其并未随之起舞，对谈判进展更是三缄其口。

而此次25年合作计划的签署，王毅出访前亦是未透半点风声，且中伊外交部至今尚未发布有关此计划的详细文本。而面对西方媒体笔下诸如“石油人民币结算制即将成立”、“中国或将租借伊朗港口”等渲染式报道，中国的声明亦是相对内敛：“此份计划意在挖掘两国在经济、人文领域的合作潜力，规划长远合作前景和路径，不包括量化的具体合同或指标”，“不针对特定第三方”，显然不欲让中伊交好影响中美互动。在此视角下，此份计划或可视作“一带一路”在伊朗的深化，但要升华至所谓“中伊战略大结盟”，却仍有段距离。

在中美伊的三角关系中，三国看似等距，却共处于极度倾斜的平面上，美国好似引力强大的黑洞，持续牵引着中国与伊朗：向东看的伊朗，欲借中国敲打美国，但国内民意或将对精英决策形成掣肘；中国则视伊朗为“一带一路”蓝图中的重要一环，但在中沙关系相对稳固、中美关系诡谲多变的前提下，分寸感的拿捏至关重要。

眼下核协议尚未彻底沦亡，美国仍握有这段三角关系的隐形制动权，中国亦需设法耕耘在伊朗民间的软实力，并累积更多独立美国之外的对伊交好本钱。25年合作计划仅是起点，美国的混乱赋予计划成形的天时地利，但中国与伊朗能走多远，有赖各方对三角关系的调控与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