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席与极化政治：美国亚裔面临什么困境？

3月16日，佐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发生连环枪击事件，造成包含6名亚裔在内的8人无辜丧命。而在此前几月，全美境内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率便已持续上升。根据加州大学圣伯纳迪诺分院仇恨与极端主义研究中心（CSUSB）数据显示， 2020年美国整体仇恨犯罪率下降6%，但针对亚裔美国人的仇恨犯罪却激增145%。

此外购枪与练靶数据的上升，亦侧写出亚裔在此氛围下的不安全感，根据福布斯新闻网（Forbes）报道，亚裔购枪率向来偏低，其虽占美国人口的6%，但直至2020年初，亚裔男性仅占枪枝购买者的3.1%，亚裔女性枪也仅占0.7%；相较之下，白人男性枪支购买者占比55.8%，白人女性则占16.6%。然自2020年中起，不少枪枝店、武器装备店经营者皆在受访中表示，亚裔客户有渐多趋势，个中原因自与“仇亚”氛围高涨相关。

如此不安情绪，在亚特兰大枪击案后达至巅峰。3月19日起，美国各地涌现了亚裔人群的示威浪潮。据不完全统计，20日全美至少有19场亚裔示威游行，21日则至少有13场。其他少数族裔亦有响应，在19日的纽约联合广场哀悼集会中，非裔社区与穆斯林社区皆有代表到场支持，21日联合广场游行示威的主题则为“非裔和亚裔团结一致”。此情此景，宛如过往民权运动的年代重返。

此次悲剧虽有疫情催化之故，却亦体现美式“大熔炉”的深层困境：歧视始终存在，但各少数族裔的分化裂解了反抗力道，致使种族资本主义的阴影盘旋难消。而在美国强盛的繁荣年代，内部的细小冲突瑕不掩瑜；但当曾经的金融、军事、经济霸权渐显疲软之像，极化政治的张力便会持续放大，尘封已久的族裔矛盾终究破茧而出，“黑人的命也是命”（BLM）如此，此次的亚裔示威亦然。

“亚裔”身份的崛起与裂解

由历史视角观之，“亚裔”身分并非浑然天成。在法律场域，其直至2000年才正式进入人口普查系统；在民权场域，如此泛民族身份（Pan-ethnicity identity）的主张，乃是华裔、日裔、菲裔等用以争取权益的斗争策略，尤其是1965年移民法改革前，屡起的“排亚”风潮着实猛烈，亚洲移民被迫躲入亚裔的身分羽翼下，寻求生存空间与庇护。

然而移民法改革后，亚裔成了人口增长最快的美国少数族裔，加上东亚经济的持续腾飞，亚裔内部与美国少数族裔间，逐渐出现了裂隙，且鸿沟与日俱增。

首先，在“排亚”的高压年代下，各族裔共抗种族主义压迫，亚裔这般超越性的族群认同尚有市场，更能与非裔、拉丁裔相团结，实践跨族群的动员；然而移民法规松绑后，屈辱的压迫感渐消，“兄弟登山，各自努力”遂成各少数族裔的共同宿命。而有鉴于华、韩、日、印移民的精英化，亚裔逐渐在1980年代与非裔、拉丁裔拉开了距离，各方难回过往团结状态。

其二，亚裔内部的歧异性本就高。以在美拉丁裔为例，其大多共享同一母语：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故能阅听同样的移民媒体，对于共同身份意识的形塑帮助极大；然而亚裔的语言与文化歧异性相对高，若非环境压迫过强，实也不易同其他族裔般，轻易召唤共享的身份意识。故在移民法修改后，其不仅与其他少数族裔拉开距离，亦在内部自我割席。

此外阶级的消长亦会促成疏离。过往的美国亚裔人口多为亲属移民，在亚洲经济尚未起飞的年代，仍有不少人藉偷渡管道赴美；然伴随中日韩与印度的崛起，赴美留学与工作的亚裔渐成多数，亲属移民的比重不断下降，留学生与偷渡者间难以共情，东亚移民的阶级亦逐渐凌驾于东南亚移民之上，革命情谊终在阶级起落前瓦解。

极化政治狙击少数族裔

亚裔的身份意识起于种族资本主义的压迫，却在政经条件变化下，浮现了内生的阶级对立，致使此一身份渐失政治动员力道，但又以标签形式，贴在每位亚裔的脸孔上，令其在种族主义者的敌视下，显得格外形单影只。

上述现象位处承平年代，尚不足以挑动社会的集体焦虑，其或以隐晦但频发的种族歧视出现，又或以某种反讽式的刻板玩笑，穿梭在脱口秀与单口相声的只言片语间；但当社会渐被极化政治氛围吞噬，包含亚裔在内的少数族裔，便容易成为政客狙击对象。

细究极化政治的根源，其存在正如种族矛盾，隐而不显，直到突发事件成了情绪之饵，这才引出水面下的暗流涌动，911事件后的反穆运动如此，新冠疫情后的仇亚犯罪亦然。而此般情绪之所以能有共鸣受众，关键便在美国政府的治理失能。

首先，在美国拓展金融版图的荣景下，其国内产业链不断出走失血，诸多底层白人劳工顿失生计，政府却未能出台足够的辅助就业、重分配政策，健保等机制又被视作“共产主义阴谋”，在推行上屡受掣肘，底层由此持续在炼狱般的生活中打滚，贫困阶级因而代代相传；其二，在此境况下，有心政客与传媒见猎心喜，纷纷撷取底层白人的怒火为己所用，或换选票、或赚钞票，致使极右翼言论经历新闻报导、政客演说的加持后，在社群平台持续发酵，政府却无力管制，种族仇恨的烈焰由此大加蔓延，成为冲突与犯罪的火源。

前民主党2020年大选参选人、华裔商人杨安泽曾于《华盛顿邮报》专栏发文，其眼见疫下激增的仇亚犯罪和种族主义，建议亚裔美国人应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拥抱并展示自身的American-ness（美国特质）”。此举除为其招来“讨好白人”的批评外，亦是远水救不了近火，正如911后的反穆运动中，不少印裔美国人、锡克教徒皆受波及般，肤色与头巾的符码已然固化，亚裔尽管在政治与阶级上相互割席，但在种族主义者眼中，其始终生着类似脸孔。

归根结柢，美国亚裔居民的困境，既是所有美国少数族裔的镜像，更是美国治理病征的隐喻，新冠疫情不过是段偶然的催化，即便疫情褪去，亚裔的困境仍会存续。到头来，该反求诸己的并非亚裔，而是美国的政治精英与媒体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