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 vs 哈佛大学:谁胜谁负?

撰文: 叶德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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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日,特朗普(Donald Trump)公开声言要撤销哈佛大学的免税资格,可能会进一步要哈佛面对数以亿计美元的损失。5月5日,特朗普那一位把“AI”读成“A one”的教育部长麦克马洪(Linda McMahon)更去信哈佛,表明哈佛未来不要再向联邦政府申请任何资助,因为全部申请也不会获批,继续升级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的施压行动。

此前,特朗普已经暂停向哈佛支付22亿美元联邦拨款,集中针对医学、科研项目。被特朗普形容为“反犹太、极左机关”的哈佛只是特朗普针对美国名牌大学打压的其中一个环节,目前长春藤8所大学已有6所被取消部份联邦拨款,全国有60所大学正被联邦政府以对抗反犹太主义为由进行调查。

虽然特朗普如今几乎是“随心所欲”,只按个人喜好行事,一时在白宫官方X帐跪上公布自己担任教宗的AI改图(以下),一时又宣布向外国电影征收定义不明的100%关税,然而,他对付美国大专院校的动机根植于一个更广泛的政治运动--很多保守派人士认为精英大学有自由主义偏见、缺乏问责、忽视保守主义声音,一直都想找机会整治它们。2023年10月7日的哈马斯恐袭和加沙战争带来的校园示威和反犹太主义问题,就成为了特朗普政府的着力点。

“那一封信”

特朗普政府对于大学的攻势通常由写满各种要求、否则撤销拨款的“要胁信”开始。3月,首先被对付的就是支持巴勒斯坦示威一度热烈的哥伦比亚大学。特朗普的要求包括要该校限制示威、禁止示威者蒙面、将中东/南亚/非洲研究等学系置于由大学直接介入的“学术接管”之中、加强呈报反犹事件、维持机构中立、对部份学科进行课程审核等等。当局威胁,若不接受,将会扣起4亿美元的拨款。

哥伦比亚大学“秒跪”,同意执行特朗普的要求,却换不来联邦政府马上为拨款放行。作出了这个决定的大学校长也迅速请辞了。如今特朗普政府更传出要求哥大用“同意法令”(consent decree)这种有法律效力的方式去确定联邦政府对于哥大的规管。

宾夕法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其他精英院校也正面面对类似威胁。特朗普政府主要针对他们在处理校园抗议和DEI(多元、公平与包容)项目上面的做法。

5月2日,特朗普以更肯定的语气要求撤销哈佛的免税资格。(X@TrumpDailyPosts)

哈佛带头反抗

到4月11日,经过哈佛大学同联邦政府的交涉,特朗普当局向哈佛发出一封5页信函,提出一系列要求,包括:

- 治理与领导层全面改革,如由支持信中改革的教职员掌握更大权力、削减参与热衷社会活行的教职员和管理层权力等等;

- 以学术表现为基础的招生与聘用,有关数据需要接受政府审计;

- 废除DEI项目;

- 改革国际学生招生,强调申请者对“美国价值观”的认同,重点排除被认为支持恐怖主义或反犹主义的申请者,学校须向政府举报违反一定行为规范的国际学生,此类事务要接受政府审计;

- 政府每年对哈佛学生、教职员工和领导层进行审计,以确保各院系的“观点多元化”(viewpoint diversity);

特朗普政府给予哈佛的5页信函中,多次要求哈佛在不同校内事务上接受政府“审计”(audit)。(Harvard)

- 改革反犹课程(信中有列举部份名单);

- 严格规管学生示威,禁止抗议活动中戴口罩,追究2023年10月以来参与抗议学生的责任等等

这些要求,无异于要哈佛向政府交出教员雇用、招生、人事任用、课程方向等不同关键大学校政权力,当然让哈佛难以接受。

几天后,哈佛大学校长加伯(Alan Garber)公开了5页信函全文,并拒绝了特朗普政府的要求,称其为“干涉”并侵犯了大学的学术自由和宪法权利。加伯向哈佛社群表明立场:“任何政府都不应规定私立大学可以教授什么、录取或聘用谁,以及可以追求哪些研究和学术领域”。

哈佛大学校长加伯(Alan Garber)自己也是犹太人。(网上图片)

在哈佛拒绝政府要求后的几小时后,特朗普政府正式冻结了22亿美元的联邦拨款和6000万美合约,包括支持全国范围医院和研究中心的资金。当中,46%的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经费受到影响。哈佛官网首页也开始以哈佛的各重点研究项目为主题,特别集中医疗相关的,以宣传特朗普的压制对于关键学术研究的影响。

4月15日,特朗普更首次威胁要撤销哈佛的免税资格:“如果哈佛持续推动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受到恐怖主义启发或支持的‘病害’(sickness),或许哈佛应该失去其免税资格,并作为一个政治机构般被征税?”这种做法将使该校530亿美元的捐赠基金(endowment)面临联邦税收,可能导致其财务崩溃。此前,副总统万斯(J.D. Vance)更曾提议向捐赠基金的收入抽35%税,据估计可使哈佛基金的净现价值(按:即计算未来收益后的现价)减少180亿美元。

4月21日,哈佛向政府提出诉讼,指其资金冻结和免税威胁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对于言论自由的保障,并违反《联邦行政程序法》对于正式调查和听证的要求、《民权法》对于正当程序的要求等联邦法律。

2025年5月1日,美国副总统万斯(JD Vance)登机离开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时挥手致意。(Reuters)

其后,特朗普继续大骂哈佛。例如在4月24日,他就在Truth Social上面批评:“哈佛是一个反犹太、极左的机构,还有许多其他(大学)也是如此,它们招收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这些学生想撕裂我们的国家。这个地方乱成一团,任由一群狂热的疯子进出教室,散播虚假的愤怒与仇恨。”

5月2日,特朗普斩钉截铁声言要撤销哈佛大学免税资格的做法只是这一系列事态发展的最新一环。

4月12日,麻州剑桥有示威者集会,要求哈佛抵抗特朗普政府的要求。(Reuters)

为何要向大学开刀?

虽然能吸引全球学术科研精英的美国顶尖大学是美国国力的一大基础,但过去几十年来,许多右翼人士将精英大学视为自由主义的堡垒、对保守价值观怀有敌意,而且使用公款却缺乏问责。

自1990年代以来,民主党逐渐成为受过大学教育的专业人士政党,共和党则代表非大学选民。2016年特朗普对希拉里(Hillary Clinton)的选战之后,这个趋势更为明显。以往,大学教育以上选民投票给两党的比例几乎是50-50,2016年则出现了52%投希拉里、44%投特朗普的明显差距。到2024年,在特朗普首次赢得全国普选票的势头之中,56%大学教育以上选民投了给贺锦丽(Kamala Harris),只有42%投给特朗普。

4月30日,贺锦丽败选后首次高调发表演说批评特朗普,分析认为她认为自己“还有机会”,若非再战2028年总统选战,就是想2026年加州州长选举。(Reuters)

大学校园也逐渐变成了自由派的天下。年轻的学生倾向自由派,有调查就发现高达50%的大学生自认是自由派,只有26%自认是保守派。在大学教职员当中,自由派一直占多数,早在1989年其比例就比保守派教职员高1.3倍,但到了2016年,这个差距却升至4倍。近年美国大学行政人员比例迅速增加(各种非教研任务不断增加,包括DEI、体育相关项目等等),而在面对学生的大学行政人员当中,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比例更高达12:1。

同一时间,本来在大学校园当中的“批判性种族理论”(CRT)开始走入大众文化之中,“隐性”歧视、“制度性”歧视变成自由派世界观的主轴--像Ibram X. Kendi之类的种族歧视学者甚至认为不主动反对种族歧视就是种族歧视。2020年的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更使这个左翼意识形态走上前台。

其后,在新冠疫情期间,学生被迫居家学习,不少保守派家长在共和党政客们的煽风点火之下也开始关注到自由派意识形态对于各级学校课程的渗透。在拜登(Joe Biden)任内各级选举胜出的共和党人,不少也是靠反CRT取胜的。

Ibram X. Kendi(右)与其2019年出版的《如何成为一个反种族主义者》,此书在2020年弗洛伊德被杀事件之后流行一时。(网上图片)

在校园内,年轻学生开始以示威方式禁制他们认为是歧视性的右翼言论,反歧视对他们而言似乎比言论自由更为重要。不少大学更要求教授雇用或升职的申请文件中必需包括所谓的“多元性声明”(diversity statement),要求候选者描述他们自己的多元种族性别背景、做过什么事情去扶助弱势、未来在教学和研究之上又会如何达成DEI目标等等--但一个数学系教授的升迁标准为何要顾及DEI?没有人能够回答。

正如2020年宣扬“废除警察”的进步派一样,大学校园中的进步派意潮已经到了“过犹不及”的地步。虽然共和党人的确将DEI、CRT等等变成了收割政治利益的工具,但其政治公关背后却有一定的事实根据。

一个盖洛普(Gallup)民调显示,共和党人对高等教育的信心从2015年的56%骤降至2024年的20%,民主党人则只由68%跌至56%。

2015到2024年共和党民众(左)、独立人士(中)和民主党民众对于高等教育的信任程度变化。(Gallup)

另一个调查则显示,75%民主党人认为大学对社会有正面影响,但只有37%共和党人这样认为。

特别针对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有调查发现只有34%共和党人信任这些学科的教授,但他们的信任度在民主党人当中就高达81%。

过去数十年,大学学费增幅长期超出通胀好几倍,如今投向共和党的非大学学历选民,当然也倾向对大学教育本身的价值产生怀疑。

2025年3月Third Way/GS Strategy Group的民调显示,87%的共和党选民支持加强对大学的问责,近半数认为应对未能提供足够投资回报的机构扣留纳税人资金。

特朗普的教育部如今也开始针对学生贷款还款率低的大学,可能会取消它们的学生获得贷款的资格。这将会大大打击这些大学对于学生的吸引力。

耶鲁毕业的副总统万斯就曾批评精英大学只是“冒充为大学的对冲基金”,认为大学就是敌人:“如果我们之中任何一个人想要为我们的国家、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做一些我们想做的事,我们就必须诚实而积极地对这个国家的大学发动攻击。”

2025年4月15日,美国麻州剑桥市,人们在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商学院校园内行走。(Reuters)

对于打压大学,特朗普本人大概没有上述这类意识形态上的坚持。某程度上,他只是跟随着由万斯代表的这种右翼思潮而行。同时,他也知道透过针对哈佛和其他长春藤大学,他可以巩固自己作为“普通美国人”捍卫者对抗“脱离现实的精英”的政治人格设定。

而对于不听话的哈佛,以“赢”为最高目标的特朗普当然不会愿意轻易罢休。

对哈佛有何影响?

如果特朗普能成功扣起联邦拨款,并取消哈佛的免税资格的话,其影响举足轻重。

虽然哈佛有超过530亿美元的捐赠基金,但当中八成也是有限制的特定用途,并不能轻易用来填补联邦拨款的缺口。

而且,捐赠基金的收入是用来支持大学的“永久”经营,不少资金都投资在流动性不高的资产中,因此难以卖出,其收入也是大学营运资金的主要来源,例如在2024年财年,哈佛37.5%的收入也来自捐赠基金的投资,约为24亿美元,而哈佛的年度支出则为64亿美元。如果勉强贱卖资产来对抗政府施压的话,将会对未来收入造成打击。

2017至2024年的哈佛大学捐赠基金回报率。(Harvard)

因此,为应对特朗普政府施压,哈佛4月就发债7.5亿美元来支撑经营。不过,虽然哈佛债券暂时没有被调低评级,但由于政府打压所造成的不确定性,其举债成本已明显比以往为高。

联邦研究经费占哈佛财政收入的大约11%,将会对特定项目的研究计划造成重大冲突。例如国家卫生院(NIH)对哈佛研究的11亿美元经费已被冻结,当中受影响的研究项目包括免疫系统如何控制结核病及其疫苗开发、治疗长期辐射暴露的药物(应用于癌症治疗、核灾应变、军民防护,甚至有助太空人未来到火星进行任务)、渐冻人症诊断、如何逆转肠道老化与神经退化等。

另外,如果失去了免税资格,哈佛大学就要面对其剑桥和波士顿学校物业的税项,可高达1.58亿;而且其收入也要面对21%的企业税(不过其支出可以扣税之用)。根据彭博的估算,哈佛的额外税务支持大约为4.65亿美元。

哈佛大学网站首页以其学术研究的贡献为主题。(网站截图)

而且,失去免税资格之后,对于哈佛的捐款将不能作为捐款人扣税之用,大大减低捐款诱因。

被迫节衣缩食的哈佛,可能就要以减省研究、减少对低收入学生补助来维持经营。

如果特朗普政府和国会共和党人更进一步落实万斯提议的35%捐赠基金税,这可能会构成对于哈佛的致命一击,其基金的净现价格可能会减低高达180亿美元。

若然如此,这家比美国立国还要早、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成立于1636年)可能会丧于特朗普之手。

“法治”之手

在今天的美国,只有法院才有可能阻止特朗普的行动。普遍的法律分析认为,哈佛有充分法律理由去推翻特朗普的行政压制。(不过,如今已局部违反最高法院命令的特朗普政府会否遵从则是另一个问题。)

2025年5月4日,图为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飞往华盛顿的总统专机上回答记者问题。(Reuters)

在言论自由保障的问题上,美国最高法院在上世纪60年代的案例中已明言阻止行政机关干预学术自由是“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特别关注点”。就算是今天,最高法院依然高度保障不同机构的言论自由,例如2024年最高法院就一致裁定纽约州限制金融机构为美国全国步枪协会(NRA)提供服务的做法侵犯了后者的言论自由。对于大学的保障在情在理也很难不超越对全国步枪协会的保障。

在撤销联邦拨款的程序问题上,虽然《民权法》规定受政府资助的机构不能对种族、肤色、国籍进行歧视,而特朗普政府正是以反犹太活动入手去对付哈佛,但《行政程序法》和宪法的正当程序条款都规定联邦政府在切断资金前必须遵循既定程序,包括通知、说明理由并允许听证或上诉等,而特朗普政府很明显并没有这样做。

同时,其实哈佛大学已经就反犹太和反穆斯林的问题进行了内部评估,两个机构都一同发表了相关报告,而校长加伯亦开展了行动处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特朗普很难说哈佛纵容反犹太主义。而且,被冻结的资金大多用于与人文学科又或者学校管治无关的科研项目,因此特朗普政府也很难说这些资金与歧视有任何关连。

美国最高法院外观。(Reuters)

至于撤销免税资格的问题,联邦法律规定包括总统在内的官员无权直接命令国税局(IRS)撤销该资格;国税局必须独立判断机构是否违法(如涉及非法歧视)。联邦法律亦禁止总统指示国税局采取具体行动,国税局员工必须向内部调查机关报告任何此类指示。

如果正如媒体报道又或者特朗普自己的网上言论一般,行政部门真的指示国税局去撤销哈佛免税资格的话,这很明显是违反法律的。

虽然历史上确实有一次国税局因为一家大学禁止学生“跨种族”谈恋爱而被撤销免税资格,而且此案还得到最高法院以“根本国家公共政策”为由提供支持,但目前哈佛大学已经在采取可见的行动去消除反犹太主义,特朗普政府很难将此案例套用到哈佛身上。(该案为1983年的“Bob Jones University v. United States”。)

整体而言,单纯从法律来看,哈佛大学几乎是“赢定了”。特朗普对付哈佛的言调行动,最终很可能只会变成直接实际效果极微的政治表演,正如他撤销宪法明文规定的“出生公民权”,又或者利用1798年《外国敌人法》来武断驱逐非法移民出境的行动一般。

问题是,虽然特朗普一直表示他会遵从最高法院的决定,但他上任以来已经公开威胁要弹劾对他作出不利判决的法官、间接拒绝执行最高法院的判决(让不当被逐到萨尔瓦多的一位非法移民回国),又对移民应否获得正当程序保障表示不知情,即使哈佛最终能在法律上击败特朗普,法律的执行最终还是掌握在特朗普的手中。

“特朗普 vs 哈佛”结局的撰写人,在2029年1月20日之前,还是特朗普。

5月5日,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不在图中)在巴黎索邦大学宣布5亿欧元的计划,希望吸引外来科研人才来欧洲发展。(Reuters)

眼见特朗普政府自毁美国学术,5月5日,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就在巴黎索邦大学宣布了5亿欧元的计划,希望吸引外来科研人才来欧洲发展。其中,马克龙更以“逆向启蒙”“重大误判”来形容美国政府压制大学的行动。

在这场针对大学的“文化战争”中,最终输的可能是美国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