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国沙漠化已对中国构成威胁？

经过多年的植树造林工程的推进，长期困扰我国北方的沙尘暴灾害一度销声匿迹。但是，在2023年4月，一波极其强大的沙尘暴席卷我国北方，其前锋甚至一度达到浙江省南部地区，规模之大，波及面之广着实罕见。2024年的沙尘暴规模比之于2023年有了明显的缩减。

当时，相关评论指出，2023年，蒙古国降雪不足和温度偏高导致沙尘暴过早形成和规模过大，而2024年该国气温和降雪回归正常之后，沙尘暴规模有了显著缩减。不过，在2025年4月，我国北方再度遭受了大规模的沙尘暴袭击。并且，此次沙尘暴的前锋已经抵达了珠江流域，连香港都受到了波及。此外，在4月中下旬，大风扬沙天气再次出现在了包括北京在内的广大华北地区，扬沙天的持续时间和范围较之于2023年可谓是“更上一层楼”。

众所周知的一点是，自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以来，环境保护已经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早已是耳熟能详的政策表述。在政策落地方面，仅2024年一年，全国完成造林种草面积767万公顷，其中40%位于三北防护林地带。以过去为害甚深的陕北毛乌素沙地为例，去年一年，三北工程创新采用“微地形整地+集雨保墒”技术，在毛乌素沙地实现樟子松造林成活率85%的奇迹，单年固沙面积达120万公顷，创历史新高。

但是，防沙治沙上的巨大投入，却依然未能给广大北方地区带来“晴朗的春日”，甚至连华南地区都遭到了殃及。对此，相关业内人士指出，就困扰整个华北乃至全国的春日沙尘暴而言，其主要来源早已超出了我国自身，而是来自于蒙古国。并且，由于蒙古国自身的地理条件和政策失当，其危害性早已超出了我国自身防治沙工程的应对能力。

第一，地理结构的先天缺陷。蒙古高原作为世界最古老大陆板块之一，其基底由前寒武纪结晶岩构成，经过2.8亿年风化剥蚀使得地表普遍覆盖着几十米厚的松散沉积物。这种地质结构在干旱气候条件下非常容易形成流动性沙丘。蒙古境内3800条河流中，84%属于内流河，最终消失在戈壁或盐湖之中。色楞格河作为唯一外流河的流域面积仅略多于国土总面积的10%。在乌兰巴托以南的东戈壁省，其年平均降水量不足100毫米，但蒸发量却高达2600毫米，这种气候条件极易加速沙尘天气的形成与恶化。

地形方面，蒙古国自西北向东南呈现阶梯式下降：西北部阿尔泰山脉海拔4374米，中部杭爱山脉平均海拔3000米，到东南部戈壁地区骤降至900米。这种地形落差加强了西风带对地表物质的搬运能力，每年3-5月西伯利亚高压与太平洋低压形成的6-8级西北风能够将戈壁细沙以每秒20米的速度抛向高空。当下，蒙古国有70%以上的国土正面临荒漠化威胁，位于南部的戈壁地区每年向大气输送的沙尘能达到4亿吨以上。并且，蒙古国处于亚欧大陆腹地，其平均海拔为1580米，被阿尔泰山、杭爱山和肯特山脉三面环绕，这种地形构成了沙尘东进的天然通道，而我国则首当其地受害。

第二，气候变迁的叠加效应。蒙古高原近30年气温上升量超过了2摄氏度，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气温升高对蒙古国的地理环境产生了十分深刻的负面影响，其冻土层线以每年15厘米的速度北退，而释放的甲烷气体又加剧了温室效应。近几年，蒙古国的降水模式也发生了显著改变，暴雨季节集中在7-8月。2018年扎门乌德地区单日降雨量达98毫米，相当于年均降水量的70%，剧烈的水土冲刷让地表的保护层严重受损。联合国环境署监测显示，蒙古戈壁每年向外扩展380平方公里，其前锋已抵近中蒙边境。

第三，人为活动的系统性破坏效应。1990年经济转型启动后，蒙古牲畜数量从2500万头激增至2019年的7100万头，畜牧数量的激增大大超出草场承载能力。在戈壁地区的牧民定居点周围半径50公里内的植被破坏率超过了50%。矿业开发也加剧了生态的破坏，奥尤陶勒盖铜金矿每年消耗280万立方米地下水，地下水的消耗导致周边200公里内63个湖泊干涸。道路建设对地表的破坏能力也很突出，连接塔温陶勒盖煤矿至中蒙边境的运煤专线在十年内使沿线50公里范围沙化速度大为提高。

蒙古国在2009年的《矿产法》允许企业租赁草场，这直接导致16%的优质牧场转为工业用地。政府推行的“牲畜保险计划”本来是为降低牧民风险，却意外刺激了超载放牧——牧民为获得更高赔付故意增加牲畜存栏量。这种制度性扭曲使草原生态系统陷入“过度放牧-草场退化-补偿需求激增”的恶性循环。

并且，由于蒙古国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经济结构较为单一，国民经济对于矿产和畜牧有着较高的依赖，其转型所面临的阻力十分强大和复杂。还需要看到的一点是，近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大国对于蒙古国的稀有-稀散金属矿藏的兴趣与日俱增。如果后续开采活动未能有效遵循相关环保要求，蒙古国环境进一步恶化的苦果恐怕将由我国首先“品尝”。

此外，还需要重视的一点是。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且极端天气频发，而蒙古国自身的降雨和起风规律也一直处在变动之中。这也意味着，南向大风天气的发生时间可能会逐步超出每年春季的范围。因此，一旦蒙古国大风天气的频率更为频繁，发生时间段有所延长，沙尘暴对我国北方地区的消极影响也会有所扩大。

最终分析结论：

业内人士指出，蒙古国环境退化所造成的沙尘暴危害，其持续时间和影响范围恐怕早已超过我国自身防治沙工程的应对能力。蒙古高原每扬起1克沙尘可能中国需要付出数克的治理成本。毫无疑问的一点是，生态系统的崩溃从来不遵循行政边界的限制，治理沙尘暴不仅仅需要在本国行政边界之内种下大片防护林，更需要重新建构跨境生态系统，而这一点要求正在变得越发迫切。

本文原载于2025年4月28日的安邦智库每日经济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