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量倍增器・二｜东京撬动华盛顿　拜登盟友外交指向何方？

在中美高官前往阿拉斯加展开“战略高层”对话前，华盛顿政要在日本等国的行动仍然存在些关注度。这不仅仅是拜登（Joe Biden）重启其盟友外交，强调这一“力量倍增器”（force multiplier）的起点，也是这一“力量倍增器”展示效果的有效场合。譬如东京就在外交领域有效地调动了华盛顿当局。

也就在2020年11月中下旬，随着美国大选尘埃落定，困扰中日的钓鱼岛问题也显出了升温之势。拜登在被宣布胜选之后，即在2020年11月12日与菅义伟通电话，谈及《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有关协防的条款继续适用于钓鱼岛，称要在新领域强化美日同盟关系；11月13日，美日双方又商定在美、日合用的马毛岛基地举行“夺岛联合演习”；到2021年1月，拜登的国安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又再次向岸信夫确认美日安保条约适用钓鱼岛。这也是“美日安全保障协议委员会”（SCC，即“美日2+2”）会议前，双方讨论密度最高的区域话题，加之SCC会议也再次确认这一点，且承诺美日夺岛演习的结局，这就让让日本信心大增。

东京与华盛顿首脑的接触很容易让外界产生误解：

考虑到拜登当局在上任五十天内，就多次向日本确认了“钓鱼岛符合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的态度，比起奥巴马（Barack Obama）在执政后期才宣示态度的做法，东京有效调动华盛顿的现状是值得注意的。

除此之外，东京还在利用中美经济态势进一步影响国际环境。SCC对“中国破坏国际秩序”的指责也与此有关。

日本对华盛顿的调动，其原因并不仅仅在于日本的地位，而在于美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譬如身处中美之间的日本就有了凭借现状，调动环境的机会。对东京来说，他在亚太地区的列强角色已在2011年后随中、日实力转换而调整。就日本最关心的经济问题来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2013年时就以9.57万亿美元，与GDP为5.156万亿美元的日本拉开了巨大差距，呈现了“经济规模几乎是日本一倍”的局面。

拜登团队的外交政策似有变化，但总的来说还是有很多特朗普时期的残余：

在美国2017年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之后，力求维持区域经济中心地位的日本就加速推动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项目，同时对中国的“一带一路”等项目抱有兴趣。到2019年，日本经济观察人士甚至认为“中国或将在2027年超越美国”，“美国主导的亚洲秩序将走下坡路”。而中国这种以实际经济力量改变现有国际秩序的行为，也促使了在中美之间藉均势自利的日本采取更多行动。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自2013年后，一直试图藉修改安保政策等手段，寻求在宪法、美日同盟的框架下获得突破，在事实上达成其“普通国家”的目标，让“日本为世界和平做出积极贡献”就成为安倍及其自民党团队试图表现的一面。

虽然特朗普（Donald Trump）当局选择了战略收缩，让安倍政权最终难有表现，但随着拜登政权重新确立，在拜登当局需要一个参与对华“长期战略竞争”的拍档之际，日本就可以凭借自身力量在中美变化的大趋势下选择相应的位置。并借此继续于平衡中获得自己的利益。

对东京来说，钓鱼岛一线的持续承压令其需要想想办法：

对日本来说，把目标指向中国也是相对合理的，因为中国自1996年的“新防卫指针”之后就已经成为仅次于朝鲜的日本战略假想敌。考虑到日本战后至今的国内宣传中，强调日本国家繁荣的基础在于稳定的，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国际秩序，且这个秩序不可能被日本破坏，日本更有责任维护其运转。在中国秩序有可能取代美国秩序，且日本暂未取得相对优位之际更是如此。

因此，当美国宣布中国在挑战其秩序，破坏美国主导的体制，压迫区域内的其他国家（如越南、印度等）时，东京就可以利用这一趋势，基于价值观站出来，利用中美矛盾反对其中一方，并从中维持中心优位继续取势。而拜登“力量倍增器”的应用令日本实施其策略的进程更为得心应手。

不可否认，拜登当局是希望美国通过多边的方式，用规则来“领导世界”，并试图尽力遏制中国。东京仍被华盛顿利用，并借助这一角色实现自身谋略的形象也随之突显。但对东京来说，自确立“积极和平主义”宗旨以来，日本对于周边环境的经营很明显。日本也从中获得了一些优势。他在SCC会议期间得到的美国承诺正与此有关。

事实上，美国“盟友”、“准盟友”近年来调动华盛顿的不在少数，譬如菲律宾也曾以签约为名调动美国情绪，美国高官也在首尔以美韩间的最大公约数，即朝鲜问题展开对话；在印度，各方也同样以价值观、国际秩序等语加以应对，并让印度如愿以偿地取得了来自美国的注资。这个信号也在看似刻舟求剑之余，在拜登当局已对华展开精准贸易战之际呈现了现实意义。拜登的“力量倍增器”会有多少能量，最终又会指向何处更值得外界继续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