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成攻击目标　缅甸民间对华敌意从何而来？

3月16日，继缅甸仰光城西的莱达雅（Hlaing tha ya）有三十余家陆资、台资企业遭遇打砸之后，又有一家日资企业遭遇相似命运。在打砸抢烧的风潮蔓延之际，缅甸当局已从3月15日开始全境断网，加大管制。

但对北京来说，缅甸的风波可能才刚刚开始。环顾社交网络，缅甸的示威者、反对派人士乃至民间人士自政变以来都热衷于展示对中国的敌意。一个问题也就随之而来：中国在缅甸的形象究竟如何呢？

在中缅建交71年的历史中，北京在仰光与内比都投射的多重形象可能是令人忧虑的。它也是缅甸各阶层尤其是民间对中国产生敌意的源头。

历史中的敌意

中国在缅北地区的长期经营刺激了缅军和缅族人士，中国“分裂缅甸”、“干涉缅甸内战”的形象也在1967年后开始形成。包括丹顶（Than Tin）将军在内的十几名缅军高层人士也分别在回忆录中指出，“缅甸的主权完整面临中国支持的缅甸内部力量的威胁”。

中国在缅甸的形象受历史影响，并非简单的“胞波”关系：

1967年6月，随着大批暴徒冲击中国驻仰光大使馆，杀害一名中国专家，北京向当时的奈温（Ne Win）当局提出抗议后不久，即开始“国际支左”，支援缅共部队。当时，缅共在德钦丹东（Thakin Than Tun）领导下，凭借农村包围城市战术，在1966年后进入鼎盛期，其根据地共九块，延伸到缅甸中部勃固山脉地区，根据地人口近百万，军队约3万人。

缅共游击队此后因战略失误，与缅军决战失败，被迫退守中缅边境狭长地区。在缅共于1989年瓦解后即形成了四个特区，其中佤邦与小勐腊两个特区至今仍在缅甸处于高度自治状态，其武装使用统一制式的中国军械，缅甸国内大多认为北京是佤邦的直接后台。

此外，由于若开邦的若开军（AA）前身脱胎于缅共组织的“若开共产党”，加之该部队也购买并使用中国军火，这导致缅甸分析人士已认定北京可能在近年来又增加了投资对象。

从缅北到若开乃至印度东北邦，外界可以发现一条似与中国有关的补给线：

老板与超人

自1988年中缅跨境贸易合法之后，随着中国商人大举进入因军事政变导致西方封锁的缅甸，并凭借与缅军之间的关系飞黄腾达，缅甸知识分子在此前几十年间营造的中国正面形象因此破碎。缅甸民间从此逐渐回避“胞波”（Pauk Phaw）这种官样文字。转而以“law pan”（老板，指中国富商）、“zabajimwe”（毒蛇）等语加以讥讽。

缅甸著名作家、革命家杜阿妈（Ludo Daw Amar）在20世纪90年代指出，缅甸社会结构的瓦解和文化的衰落由贫穷、扭曲的市场经济与“超人”，即缅甸的军人阶层及其子女，以及“老板”等多种因素造成。

她反对在缅甸社会出现一个“Law pan Khit”，即中国富商获利的时代。她以中国富商入驻曼德勒，当地民众风气亲华，导致当地妇女放弃穿缅甸服装莎笼，转而穿中式长裤为例，认为中国资本在军人的帮助下入侵，竟做到了当年英国殖民当局做不到的事。她因此呼吁缅甸民众抵抗“超人”和中国富商的主导地位及其作出的“堕落的榜样”。由于杜阿妈与昂山将军同年出生，在缅甸民间和知识界素有威望，她把抵制中国资本和反抗缅甸军政府合为一体的理论很快为缅甸民间所接受。

到21世纪，缅甸民间在杜阿妈理论的基础上又得出了“昂山素季和全国民主联盟（NLD）会把国家卖给西方”以及“军政府已经把这个国家卖给了中国人”的两种观点。“贪婪的局外人”和“奸诈的局内人”已成为缅甸民间示威必须反对的两个角色。

从胞波到要裹

缅甸自“民主转型”以来接受西方媒体、西方环保组织及非政府组织（NGO）影响，开始接受到中国“掠夺第三世界资源”的观点。以至于在2010年后进入缅甸的中国人甚至得到了“要裹”（缅语，意为掠夺者）的蔑称。这也成为缅甸民间面对中国的一种普遍基调。

对缅甸民间来说，这种“启蒙”始于2011年对密松水电站的大规模抵制，在人权组织、环保组织的帮助下，缅甸民间普遍形成了一种“中国侵犯缅甸主权”的共识。在时任缅甸电力部长佐敏上校（Col Zaw Min）和参加建设的中电投公司（CPI）总经理陆启洲先后强硬表态后，这种形象也成为缅甸人眼中典型的“超人与老板”的表演。很快，民意的释放导致密松项目在缅甸人的“爱国情绪”中流产。

同理，由“大赦国际”介入的来比塘铜矿项目也遭遇了类似的阻拦。而部分中国企业对擅闯矿区记者的粗暴对待，更让NGO和相关媒体动辄得咎。人权组织“Burma Campaign UK”于2018年12月发表的一份报告即称，“在缅甸涉嫌参与侵犯人权和破坏环境的公司中，中国公司占了大部分”。

更糟的是，部分缅甸媒体也似有外国资本介入。这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缅甸十一媒体集团。该集团首脑丹图昂（Than Htut Aung）博士曾高调号召“缅甸面临着中国人带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威胁”，“缅甸国内经济的发展，融入国际社会（西方和东盟） 是国家生存的基本条件”。此人在2016年被捕之后却被指与日本财团有密切往来。

不可否认，北京一直热衷于对仰光、内比都的政界、财经界人士强调两国之间“胞波”的传统，以及中国前总理周恩来与缅甸前总理吴努（U Nu）缔结“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历史。除此之外，北京对缅甸就无甚可说了。而今，中国在缅甸的几重负面形象，似乎更已成为该国民间踊跃反华的催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