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克尔为特朗普“打抱不平”的背后：欧盟深陷“数字主权”困境

在以Twitter和Facebook为代表的美国社交媒体巨头接连封禁特朗普（Donald Trump）之际，大西洋彼岸的欧盟领导人却并未加入华府建制派精英的“倒特狂欢”行列。

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在1月11日表示，Twitter和其他社交网络封禁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账户的行为是“有问题的”，因为网络平台所有者不能决定他人享有的言论自由权利。无独有偶，法国财长勒梅尔（Bruno Le Maire）也表达了不同意见“无论特朗普的言论有怎样的问题，对网络舆论的监管都不能交由数码寡头来完成”。

与默克尔和勒梅尔的直率批评相比，欧盟首席外交与安全事务代表博雷利（Josep Borrell）的表态就显得委婉得多，他本人在一篇博客文章中写道欧洲需要“能够在更好规范社交网络内容的同时，谨慎地尊重‘言论自由’。这方面的管理不可能主要根据私人主体制定的规则和程序来执行。”

欧盟领导人对特朗普奉行的美国优先政策颇有微词，过去四年美欧关系直线下降有目共睹。在这样的背景下，默克尔等人反对社交媒体封禁特朗普，有为特朗普鸣冤叫屈的言外效果。

风起云涌的数码革命正在改变这个世界，改变人们的生活。数码经济、数码主权、数据保护、信息监管、数据垄断等话题层出不穷的原因正在于此。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正变得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传统要素一样重要。

对于布鲁塞尔方面来说颇为不利的是，欧盟目前在对这一生产要素的掌控上处于绝对劣势地位。不仅在本土难以培育出体量相当的互联网巨头，在多项事关网络数据安全的核心技术上，欧盟也几乎全面受制于人。

以德国为例，包括大众汽车在内的德国重要企业，以及包括德国内政部和社会保障系统在内的大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数据竟大都储存在美国微软、Google、亚马逊等互联网巨头的服务器上，这种对美国技术的高度依赖对德国绝非好事。

面对在“数码主权”领域的不利局面，布鲁塞尔方面采取了多管齐下的应对举措。首先，也是最根本的一点是在产业科研与技术层面的投资与发力。

比如，此前主要围绕基础科研领域的“地平线2020”计划中，划拨数码技术相关领域的研究资金十分可观。

相关领域的基础科研受惠于此，确实取得了一些实质性进展。但受制于总体产业环境，相关的科研成果并不足以转化为足够的“技术筹码”。

又比如，面对美国在2018年通过法令，要求数据托管方可以应美国政府要求提交任何客户数据的不利局面。

德、法两国已召集了包括德国电信、SAP软件公司、西门子公司以及博世公司在内的40多家各型企业，借以打造一个德、法研发，欧洲主导，代号“Gaia-X”的欧盟云计划。

但受制于欧盟自身决策协调框架的复杂性，处于起步阶段的欧盟云计划尚不足以在短期内扭转欧盟在“数码主权”方面的劣势。

由于在“治本”层面的发力短期内难以见效，欧盟只得退而求其次在“治标”层面强势出手——即利用自身在数码领域规制与监管方面的相对优势，对“横行”欧洲市场的美国数码巨头频繁亮牌敲打。

比如欧委会先后在2017与2019年在反垄断政策的框架下，对美国数码巨头Google开出了总计90亿欧元的天价罚单。同样以产业反垄断为名，欧委会在2017年5月对美国另一数码巨头Facebook开出了总计1.1亿欧元的罚单。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赖以“发光发热”的Twitter，欧盟方面也没有忘记“关照”——去年12月15日，欧委会以数据隐私保护法的名义对其开出了45万欧元的“见面礼罚单”。

不惟“临时敲打”般的开罚单，就在Twitter收到“见面礼”的当天，欧委会提出了两项将影响大型科技公司运营方式并可能对违反规定的行为处以高额罚款的新法案，《数码服务法案》（Digital Services Act）和《数码市场法案》（Digital Markets Act）。

两部“适时而生”的新法案旨在系统性遏制美国数码巨头在欧盟市场内的“垄断式竞争行为”，并为欧盟本土规模较小的平台、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的发育成长创造尽可能有利的外部环境。

虽然在争夺“数码主权”方面做出了不少实质性努力，但由于短期内难以在数码领域的核心技术环节打开局面，欧盟目前仍然难以对咄咄逼人的美国数码巨头进行足够强势有效的反制。

这也是当“欧盟之敌”特朗普陷入数码巨头集体围剿之际，欧盟领导人难免生出“兔死狐悲”之感的关键原因所在。布鲁塞尔方面明白，相对于在规制矽谷巨头方面拥有“一锤定音”能量的华府，欧盟的类似能力与之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