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印度工潮风险紧随农民示威困扰莫迪

到12月中旬，围攻新德里的农民“全国示威”（Bharat Bangh）活动还在继续，到12月14日，印度各地农民也纷纷展开行动。

相比之下，来自印度产业工人的回应似乎有些单薄。但当外界把目光转向南印度时，情况就略有差异了：在南印度卡塔纳克邦的工潮，正有持续蔓延的趋向。

危机始于修法

此前，除隶属印度人民党（BJP）的“印度工人联合会”（BMS）外，全印度11个全国工会中的10家曾在11月26日至27日间联合举行为期两天的“全国罢工”，据称约有2.5亿人参与其中。到12月8日，当农民开始围攻新德里，工会组织还是放弃了进一步的罢工计划，转而声援示威者的斗争。

不过，印度各大工会的低姿态并不代表该国工人阶层也同样采取了低姿态。自莫迪（Narendra Modi）政府在2020年9月的议会“季风会议”期间，将此前涉及劳资关系的40多部法规精简、合并为《工资法》、《劳资关系法》、《职业安全，健康和工作条件法》、《社会保障法》四部法律，印度工人群体就看到了威胁。

自12月8日以来，新德里周边的风潮正在逐渐升温

印度一系列劳资法令的的修订，会减少海外资本对投资印度的顾虑。作为招商引资重头的大企业还得到了“根据经济、市场情况进行合理裁员”的生杀大权，譬如新版《劳资关系法》规定“雇用工人300名或以上”的企业，裁员才需获得政府许可，而非以前的100人及以上。此外，一些经济大邦还取消了有关最大劳动时长、最低工资等的限制。

很快，当莫迪当局以为改革之后的劳动法有助于提振经济时，在工业相对发达的南印度地区，印度工人的反馈也随之而来：譬如在印度国内生产总值（GDP）排名第四，拥有班加罗尔等工业中心的卡塔纳克邦，当地从11月上旬起风起云涌的几起大规模工潮事件，就足以说明问题。

卡塔纳克邦爆发事件最长的罢工事件莫过于当地丰田-基洛斯卡工厂自11月上旬以来的对峙。此案也在12月1日引发了日本驻班加罗尔领事馆的高度关注。

基洛斯卡工厂在11月上旬以“行为不检和违反公司规则”为名，把几名身为当地工会骨干的工人开除出厂。这导致该厂工人在11月10日开始了第一次罢工。该厂6,500人中的3,000名工人参与了活动。这导致丰田印度、铃木-风神等公司利用基洛斯卡工厂增产并生产新型轿车的计划破产了。

北印度各个农业大邦面临着新冠疫情等风波的冲击，这也让危机蔓延开来

虽然在当地政府软硬兼施之下，到12月14日，有1,200人宣布退出罢工，重返工厂。但当地“雇主协会”等机构已经投书该邦首席秘书等高官，要求当局立即采取包括“抓捕工会领袖”到“宵禁”的一系列严厉措施，避免产业工人的“造反情绪”在当地传播。作为印度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卡塔纳克邦的产业工人之间互通声气的局面已经难以遏制，大企业对工人斗争激增的担忧也在不断加剧。

从罢工到工潮

当卡塔纳克邦政府在全力调解基洛斯卡工厂的罢工时，该邦政府拥有的四家大规模运输公司的旗下三万七千余人也在12月中旬宣布集体罢工。

相对于前者在工会问题上的执拗，卡塔纳克邦的运输业罢工并无更多政治因素：罢工代表指出，作为运营该邦17,138辆公交大巴的司乘人员，他们希望邦政府能为自己提供相对更好的安全保障，此外，罢工工人还要求当局能尽力拿出每人300万印度卢比（约合31.6万港元）的款项，用以抚恤四十余名在新冠疫情中因防护不足而染疫身故的同僚。

新冠疫情之下，受过工业化薰陶的印度农民开始了其下一步行动

遗憾的是，该邦当局仅接受了抚恤金的条件，并拒绝了示威者的其他要求。卡塔纳克邦当局还从12月13日起宣布要以“黑公交”取代国营公交。这一结果直接导致班加罗尔周边原先运营的5,000辆大巴只有78辆参与运营，该邦政府直接运营的5,500辆大巴也只有66辆正常上路。

事实上，面对工资不足、工作环境恶劣的局面，班加罗尔城外的工人也给出了另一种激烈的答案。这就是12月13日前后，于班加罗尔城郊讷尔萨布尔（Narasapura）工业园区内，纬创（Wistron）公司工厂发生的工潮事件。

根据印度多家媒体报道显示，此案系“2,000名下了12小时夜班的工人”，打砸了包括“高管办公室”在内的一些工厂财产。

当地警方指出，此案工潮参与者因被克扣工资，愤而打砸厂内财物。《印度教徒报》等媒体亦指出，纬创工厂虽有15,000名工人，但正式工只有1,400人。疫情爆发后，工厂给专业工人提供的薪水从每月21,000卢比（约合2,213港元）下降到16,000卢比（约合1,687港元），又在莫迪当局“封锁”后下降到每月12,000卢比（约合1,265港元）。此外，纬创工厂不仅要求工人从三更转为两更制，还从8月后停发了薪水。工人在讨薪无望后，遂打砸工厂泄愤。

目前，印度媒体称此案已造成损失达44亿卢比（约合4.64亿港元）。卡塔纳克邦当局急调5,000军警前往压阵，连夜逮捕了一百多人，此案的影响也由此可见。随着卡纳塔克邦工商联合会（FKCCI）等机构发表评论，称“工人不该掌握法律”，“老板都是为员工着想”，当地政府又紧急联络台北驻当地的经济代表处，强调正在缉拿“不肖分子”，与卡塔纳克同为BJP一脉的新德里当局的紧张亦可想而知。

对新德里的观察家们来说，当下的局面是危险的。此前，随着德里周边的三十余万农民逐渐聚集，进而开始就此前的农业法问题展开长期围困，这一事态发展证明了印度民众对莫迪政府的反感正在加剧，其社会团结度也逐渐加强。这种反莫迪的情绪正在对此前看似掌握了基层，看似不可战胜的BJP当局形成了挑战。

考虑到在班加罗尔一带还有更多血汗工厂，如为美国知名内衣品牌“赛马国际”（Jockey）代工的印度知名企业佩奇（Page）公司，在印度其他工业地带，如海得拉巴、博帕尔等，也普遍存在着类似的低工资、低待遇等情况，可以想象，莫迪当局被工潮困扰的日子还将在未来两年内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