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湾平衡者的遗产　新君与王储的前路

9月29日，科威特国家电视台发出公吿，宣布国家元首萨巴赫·艾哈迈德·贾伯·萨巴赫（Sabah Al-Ahmad Al-Jaber Al-Sabah）在美逝世，享耆寿91岁，全国上下将为此哀悼40天。这般讯息看似突然，其实早有预兆。

今年7月18日，萨巴赫因病入院手术，并在5天后的23日赴美治疗；同时期的沙特也是王座不宁，84岁的国王萨勒曼（Salman bin Abdulaziz）在7月20日因胆囊发炎入院，并于萨巴赫赴美之日接受手术。虽说萨勒曼国王随后康复出院，但两位君主的先后抱恙，仍在7月的阿拉伯舆论场激起千层浪。

眼下萨巴赫虽先行一步，却为国家留下了内外两大政治遗产。其一，萨巴赫改变了国家的部落政治图景，令传统的分支继承渐往家天下图景迈进，科威特新君纳瓦夫（Nawaf Al-Ahmad Al-Jaber Al-Sabah，1937-）也于10 月 7日任命萨巴赫之弟麦沙尔（Meshaal Al-Ahmad Al-Jaber Al-Sabah）为王储，进一步巩固了兄长的政治遗产；其二，萨巴赫一手搭建科威特“积极中立”的外交工程，令国家走出与沙特不同的外交路线，并获得“海湾平衡者”之称。

意外继位照见派系治理

回顾历史，萨巴赫在科国原有的派系政治安排下，本来无缘问鼎权力宝座。

萨巴赫生于1929年，为科国第十任统治者艾哈迈德·贾伯·萨巴赫（Ahmad Al-Jaber Al-Sabah）之子，并与第十三任统治者贾伯·艾哈迈德·萨巴赫（Jaber Al-Ahmad Al-Sabah，1926-2006）、现任君主纳瓦夫同为手足。

1950年，萨巴赫之父艾哈迈德逝世，按家族行之有年的“贾伯” （Jaber）、“萨利姆”（Salim）二支交替继位原则规定，出身贾伯一支的艾哈迈德，仅能立萨利姆后人为王储，故萨巴赫与兄弟们皆被排除在接班人选外。统治的权柄最后由艾哈迈德的表弟阿卜杜拉（Abdullah Al-Salim Al-Sabah）接下，而科威特也在此时自英国“保护”下独立，故阿卜杜拉既是科国第十一任统治者，也是第一任埃米尔（Emir，科威特君主头衔，阿拉伯语原意为酋长）。

在此之后，艾哈迈德的子嗣们直到1965年，才由萨巴赫之兄、科威特第十三任统治者贾伯挑起埃米尔重担。但依照惯例，其择定的储君仍得是萨利姆后人，故萨巴赫依旧没有机会。此外细究后者被赋予的政治职务，其虽自1963年起便担任外交部长，却不似前几任统治者，有过长年的财政与国防单位历练，更直至1981年才首次兼任副首相，显然在内政场域上相对低调。

然而自1992年起，萨巴赫迎来人生飞跃，不仅在海湾战争一年后，回锅续任外交大臣，更开始兼任第一副首相，辅佐兄长埃米尔贾伯。2003年，出身萨利姆分支的王储萨阿德（Saad Al-Salim Al-Sabah）健康境况不佳，且渐有每况愈下的态势，埃米尔贾伯为稳人心，遂将弟弟萨巴赫拔擢为首相，代王储行事。

2006年1月15日，埃米尔贾伯因脑溢血猝逝，然而王储萨阿德已病重到无法宣誓的境地，致使科威特议会在同月24日废黜其位。彼时科国王室既无王储、也无埃米尔，掌政已久的萨巴赫遂由首相直接继位，成为科威特近代史上的罕见案例。

在此之后，萨巴赫多管齐下，逐步削弱了萨利姆分支的政治影响力，例如在择定下任王储人选时，其打破“贾伯” （Jaber）、“萨利姆”（Salim）二支交继的原则，立了异母弟纳瓦夫为王储，让贾伯一支首度连续接班，由此开启科国王室先河。如今纳瓦夫顺利继位，萨利姆一支虽有提名一位候选人，却显然不敌萨巴赫长子、萨巴赫之侄、萨巴赫之弟等三位贾伯分支候选人的热门度，王储权柄最后也落至萨巴赫之弟手中。

从二支共治到贾伯独大，科威特的部落政治逐渐跳脱过往的联盟型态，朝单系继承、乃至家天下的图景迈进，令“部落”与“国家”两结构更能紧密嵌合，既巩固王权，更有助政策推行。这条转型之路的铺垫，萨巴赫可谓居功厥伟。

外交遗产何以为继

而对现年83岁的新君纳瓦夫而言，兄长也为其留下了“积极中立”的外交遗产。

萨巴赫尚是王子时，便长年经纬科国外交路线；2006年继位后，更是一肩挑起“海湾平衡者”的外交重担。面对伊朗崛起、海湾分裂、巴勒斯坦边缘化等时代变局，萨巴赫以自身人脉调和鼎鼐，折冲樽俎，力促科威特在保全国体的前提下，于各式边界穿梭游移。

以伊朗议题为例，科威特虽位处海湾，却不完全奉行沙特推行的反伊意识形态，原因一来是科威特内部住有一定数量的伊朗移民（Ayyam，عيم），其于18世纪起便持续迁入科国，正如伊朗内部也有阿拉伯人口般，离散的群体维系着跨界认同，科威特在精神深处难与伊朗完全交恶。

二来科国曾在海湾战争时经历亡国之痛，彼时的外交部长正是萨巴赫，其目睹战火对国土的摧残，以及战后重建之艰辛，确立了“避战亲善”的外交原则。而就当今中东的政治格局观之，科威特身处美国、沙特、伊朗的对峙前线，更须避免成为地缘夹缝的牺牲品，故其既要配合美沙疏远伊朗，又须与后者维系经贸与外交等实质关系。

在此脉络下，科威特便如波斯湾的海面，流淌在沙特与伊朗的敌意间，科国虽曾驱逐伊朗大使，却始终未走上断交的决绝；萨巴赫辞世前几个月，仍在为促成伊朗与阿拉伯国家对话论坛而奔走；王储纳瓦夫继位后，特意选在10月4日同天内，前后接见伊朗与沙特代表，为的便是平衡两国在科威特政坛的权重。

而类似的多边外交逻辑，也体现在萨巴赫对卡塔尔与巴勒斯坦的立场上。2017年，沙特、阿联酋、巴林等国带头与卡塔尔断交，致使海湾的航运、金融、朝觐大受影响，科威特虽也同处风暴中，却始终呼吁海合会（GCC）团结一致；而在阿拉伯与以色列关系的场域里，萨巴赫虽不排斥阿以交好，却屡屡反对踏出建交一步，不愿过度冒进、顾此失彼。

而综观科国的国际政经结构，“积极中立”之所以存在实践空间，除有萨巴赫的个人威望加成外，更受石油财富的推波助澜。正如沙特长年以经济援助为杠杆，在中东各地投射外交意志，科威特也因同是产油国，故能稍有外交脱钩的底气。然而面对疫情与石油战后的油价重挫，科国今年飙出460亿美元的预算赤字，加上主打经济转型的2035愿景计划成效不佳，长此以往，恐将挤压外交脱钩空间。

此外，正如科威特力促海湾和解而不可得，积极中立政策或让科国有了和平与自主的余地，却难挽中东诸多地缘倾斜，例如巴勒斯坦的边缘化，以及沙特与伊朗间日渐增强的敌意。眼下科威特虽尚能游移，却也不断面对与日俱增的选边压力；萨巴赫与萨勒曼的互信，能否于下任王储间重现，同样存在变量。

从部落政治到外交场域，萨巴赫的遗产光辉熠熠；但后世能继承几何，既需人和维系，更要仰赖天时地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