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CH】世界将变成“一国一网”？开放的互联网终只是浪漫想象？
近来，港版国安法的落地有可能会给国际科技公司带来一个两难的选择：要么使其服务适应新条款并监控其内容，要么拒绝这样做，但面临法律诉讼的风险，甚至可能不得不离开香港。
在科技公司的难题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更大的谜题，也是我们所有人都要关心的问题：互联网，被其创造者视为一种彻底开放和中立的技术，是否符合世界的现实？全球互联网是否正在分裂成两个不同的网络？
要了解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的情况，不妨从互联网的创造者的原来想法开始，追溯互联网短暂而动荡的历史。
互联网与“基本的开放性”
最早的计算机网络之一是美国国防部委托的项目，即ARPANET项目。不过，互联网远非一个国家的项目：万维网（World Wide Web）的核心元素，封包交换（packet switching）、传输控制协议和网际网络协议（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 and internet protocal, TP/IP）、超文本（hypertext）等系统，都来自于一批跨越美国、英国、法国和瑞士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小组。
互联网的设计将网络的权力和功能置于其边缘，掌握在终端用户手中。
这些互联网先驱们对他们所创造的东西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它的“基本开放性”（fundamental openness）。
这个说法来自于TP/IP系统的共同创造者瑟夫（Vint Cerf）。在2009年一篇题为《开放的互联网》（The open Internet: what it is, and why it matters），瑟夫解释互联网如何不同于以前的集中式系统，如有线电视网络。
作为一个“通用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互联网不是为任何特定用途而设计的。瑟夫表示，“互联网的设计将网络的权力和功能置于其边缘，掌握在终端用户手中”。网络应用的用户和生产者决定如何使用它们，而不是网络本身，网络对其传输的内容漠不关心。
从这个角度看，互联网是“技术中立”的完美典范：它不做任何事情，只是“促成”。而这也是它最初的理想：在这里，人类的知识可以自由地储存、分享和成长。
开放互联网的第一个挑战者：商业
当互联网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普及后，这个理想很快受到了挑战，但它的第一个对手不是军队或政府，而是那些开始建设和供应互联网的网络的公司：互联网服务供应商（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很快就意识到，保持不断增长的网络的“中立”不符合它们的商业利益。如果人为地控制用户的网络速度，它们就可以为更快的网速收取更多的费用。因为看netflix或与朋友Skype使用的数据比阅读维基百科的文章要多得多，所以服务供应商也乐得向那些需要更高带宽的用户收取更多费用。
问题是，这违背了互联网最初的设计，即网络仅供传输数据，不用知道数据的内容，服务不应按用途来提供的。这一原则被称为“网络中立性”（net neutrality），是美国社会政治上和法律上一直辩论的一点。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推翻了奥巴马时期的“网络中立性”规则，允许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在某些情况下控制它们提供的速度，进一步激化了这场辩论。
“开放4%”：互联网的“守门人”
通过Google，你能找到的网站只占互联网所有内容的4%。
近年来，除了服务供应商对互联网的影响，新兴科技巨头的出现，也带来了新的危机：就是Google、Facebook等大公司的“把关”作用。
原则上，互联网是一个自由的网络：任何人只要能连上互联网，就可以输入网站的网址，访问自己想要的内容。然而，在实践中大多数人并不是通过网址来访问网络，而是通过浏览器、搜寻引擎和社交媒体应用来访问网上的内容，这三者合起来就形成互联网的“大门”。
因此，那些提供热门浏览器、搜寻引擎或社交平台的公司也就变成互联网的“守门人”，他们自我标榜的“开放”也并非现实。可以想想：通过Google，你能找到的网站只占互联网所有内容的4%：据估计，互联网96%的内容存储在“深层网络 ”（deep web）上，而“深网”这个称呼只是指所有不被搜寻引擎索引的网站。
另外，像Facebook或TikTok这样的社交媒体平台，对互联网的开放性带来了另一个挑战。通过对人类自然的社交冲动的滥用，这些公司的推荐算法不仅决定我们屏幕上出现的内容，还决定我们所接触到的人、想法、产品和政治意识形态。
互联网的“基本开放性”也愈发像是天真的乌托邦主义。
因为这些算法的目的是通过广告来实现利润最大化，所以我们所能接触到的内容，既受我们自己的偏好所影响，也是由任何有足够资金支付社交媒体公司的人或组织所支配的。在“过滤气泡”（filter bubble）和政治愈发极端化的时代，互联网的“基本开放性”也愈发像是天真的乌托邦主义。
这也引发了另一种担忧：互联网受到的冲击，不只来自商业，而也有政治。
一国两网？
言及至此，我们终于可以回到香港了。
当政府和安全机构被允许访问并节制网络内容，香港的国家安全法进一步挑战了“互联网被用户治理”的想法。
虽然像Google、Twitter或Facebook这样的大科技公司现在已经宣布暂停对香港当局提供数据，但这只能是暂时的解决办法。从长远来看，它们将不得不做出决定：要么遵守新规则，要么彻底离开香港市场。
港版国安法针对互联网管理的新增规定，理应是出于遏制敌对“境外势力”的考量，但不乏有些评论者认为，这意味着我们所熟知的互联网环境在香港正在发生变化，并变得更接近中国“防火长城”墙内。目前，某些外国科技公司已经搁置在香港未来的投资计划，其他公司也在考虑将员工撤出，让这些评论者担心香港的互联网很快就会变成“一国一网”。
互联网的开放与国家主权
香港是互联网的未来的标志吗？美国政坛似乎认为是：为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Senate’s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准备的一份题为“新老大哥：中国和数字威权主义”（The New Big Brother, China and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的报告7月21日宣布。
报告指出世界上几个试图对互联网实施类似中国防火墙系统的国家，并警告说：“如果中国继续完善数字威权主义的工具，并能够在国内和国外有效实施，那么中国而不是美国及其盟友将塑造（全球）数字环境。”
然而，这种似乎认为“美国是开放互联网捍卫者”的报告，与最近的另一则新闻形成鲜明对比：法国和德国最近宣布，欧盟计划建立欧洲大陆自己的数据存储系统“Gaia-X”，旨在提供不依赖美国科技巨头的互联网空间......并避免美国国家安全局庞大的数字监控计划。
与美国报告所言相反，世界互联网并没有“新冷战”式的“开放”对垒“封闭”。相反，互联网的“基本开放性”本来就在全球范围内面临经济保护主义和各国主权的严峻现实。
一个世界，一百个互联网
于此，我们所面临的前景或许是“一个世界，多个互联网”。换句话说，是“一国一网”：每个国家通过各种限制塑造自己想要的互联网。就像其他公共产品如水一样，或者其他通用技术如电一样，互联网的主要监管机构仍然是国家。无论它们创造者有什么样的理想，水和电网是国家建设和控制的，也是国家决定其境内的互联网应该受到怎样程度的监管，保持怎样的开放或封闭程度。
互联网已经改变了世界，然而，我们现在也意识到，互联网正在被世界改变。
有人会宣称，这违背了互联网的设计初衷，会令互联网逐渐沉寂，成为一潭死水。但实际上，即使是世界上管制最广、最深的中国“局域网”，竟然也在防火墙内让数字经济充满活力，迸发着活跃的社会讨论，甚至包括关于技术中立的深思熟虑。
今天的互联网已经成为我们了解世界的窗口。人类有史以来首次可以将所有知识集合于一起。更实际的说，它是我们能找到知识、娱乐、工作、甚至是爱情的地方。
互联网已经改变了世界，然而，我们现在也意识到，互联网正在被世界改变。
互联网的“开放与封闭”之争，并不是与所谓“基本开放性”有关的简单技术问题，也不完全是政治上的问题，甚至可以说，它都不完全是“开放vs.封闭”的问题，也可以被视作“自由vs.稳定”。互联网的开放性取决于技术与社会的互动，技术能带来新的可能性，而社会为这些可能性提供了结构，并对其加以限制。技术开辟新的商业机会和政治行为，但社会格局则决定哪些机会或行为会被支持，哪些会被限制。
“万维网之父”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曾提出，互联网的问题不能归咎于一个政府或一个社交网络。相反，互联网需要的是“网络契约”（a contract for the web），一种类似于《海洋法》或《外层空间条约》的集体努力，它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共同点，在此基础上继续建设可能是人类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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