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与官司夹击：内塔尼亚胡腹背受敌

7月12日，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涌现示威人潮，上万市民不顾安全社交距离，对疫后的经济疲软与高失业率发出怒吼；7月18日，冲突升温，超过2,000名示威者包围了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的官邸，最后遭警方以水炮车驱离，并有15人被捕。

在以色列近期一系列反政府示威中，有两大关键格外显眼：“经济”与“贪腐”，这四个字就像发出的弓矢，箭箭直射内塔尼亚胡。这位政治人物在1996年初登总理宝座，并在三年后因婚外情与贪腐丑闻下台，却又在2009年败部复活，执政至今。纵横政坛十余年，内塔尼亚胡内阁号称“以色列史上最右”，其也屡以对巴勒斯坦的强硬举措，换取国内右派的忠诚。

然而面对如今的疫况反弹、经济低迷，加上进入庭审阶段的贪腐案，内塔尼亚胡显然左支右绌、难平民怨。此次风暴，恐将成其执政生涯最大危机。

经济与防疫的两难

在新冠疫情爆发前，以色列经济便存在隐忧。

根据2019年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排名，以色列在189国中位列22，其他诸如IMF统计的GDP与人均GDP数据等，也分别有着31名与19名的亮眼表现。然而在璀璨的经济数字下，其实暗藏不平等的阶级阴影。

以色列社会可约略分为四大阶级。顶层的是富人，据波士顿咨询集团（BCG）发布数据显示，以色列的百万富翁数量排名世界第10，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家庭占国内人口的3.8%；而在中产的世界内，也身成上下两层，上层中产约占29%人口，月人均工资范围在5,100新谢克尔至12,540新谢克尔间（约1,493美元至3,671美元），下层中产则有40%，月人均工资由1,950新谢克尔至5,000新谢克尔（570美元至1463美元）；最后则是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口，约占20%。

这四大阶级的生活质量差异极大，主因在于，以色列的物价水平与西欧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一瓶矿泉水要价10新谢克尔（3美元），快餐店的普通三明治要25新谢克尔（7.3美元），350平方英呎一居室的房屋月租金高达2,700新谢克尔（790美元）。在此境况下，中产与工人阶级不得不缩衣节食、撙节度日。疫情到来后，生活自是愈发艰辛。

首先，全球经济紧缩，让投资与服务业挂帅的以色列受创甚深，加上3月14日起全国力行社交隔离政策，除药房、超市、外卖商店外，绝大部分场所与店家皆被迫停业，从而诱发了大量裁员与无薪假，不仅令失业人口突破百万大关，失业率也由3.89%飙涨到了27%。

而在这些人群中，受害的绝大部分是工人与中产下层，其年龄多分布于18岁到24岁、65岁以上两个区间，疫前的平均薪资为6,342新谢克尔（1,803美元），本就在中产的上下层间游移，如今骤然失业，自然转瞬跌落底层。而对长期活在贫穷线下的以色列底层而言，疫情的冲击更加致命。其向来依赖救济金与政府补贴，但政府如今捉襟见肘，已无法再如疫前般维系原有的福利配给。

祸不单行，就在以色列苦心安抚失业民怨、推出纾困方案时，病毒开始由复工复产的缝隙反扑。5月期间，以色列每日新增确诊人数回落至50以内，但同月中旬解封后，6月便出现了反弹力道，7月更是重回每日确诊新增千人以上的情势，内塔尼亚胡只能在7月17日宣布第二波社交隔离规范，包括禁止体育馆、酒吧、餐馆等场所营业，限制室内与户外的聚会人数等。

但如今经济哀鸿遍野，政府已难加大封锁力道，人民也出现许多规避举措。在以色列街头，常可见警察取缔未戴口罩的市民，许多懒于遵守者于是将口罩戴在下巴或手腕上、甚至置于口袋中，待警察出现才勉强配合演出；放眼热闹的商业街区，两米的安全距离规范几乎形同虚设；解封后的学校更成为疫情新热点，如今以色列全国共有近千名师生染疫、20,000余名师生被隔离，学校附近的街区却仍持续营业，更别提7月以来一系列反政府示威，群众几乎不戴口罩、更不可能遵守安全距离。

上述种种，既呈现以色列现处的防疫与经济困境，也是对内塔尼亚胡个人执政危机的隐喻。

挥之不去的贪腐疑云

1999年时，内塔尼亚胡便因贪腐疑云而下台，如今彷佛旧事重演，却更为险峻。

自2016年12月始，以色列警方便着手调查内塔尼亚胡的贪腐传闻。历经多年搜证，以色列总检察长终于在2019年11月21日正式宣布，以涉嫌贪腐、诈欺、背信等罪名，起诉内塔尼亚胡，其也成为以色列史上首位在任期间被起诉的总理。

根据检方所述，内塔尼亚胡主要涉嫌三案。一是事关收贿的“1000号案件”， 二是买通以色列《新消息报》（Yedioth Ahronoth）的“2000号案件”， 三是与贝泽克电信公司达成交易，以换取《瓦拉新闻网》（Walla）效忠的“4000号案件”。起诉当下，内塔尼亚胡正处连续两次组阁失败的困局中，消息一出，其立刻召开记者会，要求利库德集团团结一致，并将媒体、警方与警察总长批为“左派”。

除了宣传战外，内塔尼亚胡也意图藉疫情拖延审判，故自2020年3月以来，其便屡屡要求法院延迟开庭，以免相关人员染疫。随着以国逐渐解封，法院终于在5月24日首次开庭，并传唤内塔尼亚胡到场作证；然而在7月19日庭审时，内塔尼亚胡的律师以“为求充分准备”、“证人戴着口罩出庭难辨证词真伪”等理由，要求法院将此案延期6个月审理，并获法官批准，内塔尼亚胡可待至2021年1月再面对庭审传唤。

内塔尼亚胡看似逃过一劫，但执政隐忧仍悬而未决。过去其以外交、安全政绩，赢得了多数选民的爱戴。但随着不时迸发的贪腐案报道，丑闻逐渐腐蚀内塔尼亚胡的统治根基，使其急于要求外交表现，以麻痺选民的质疑。

在此背景下，特朗普（Donald Trump）进场救援，从承认东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宣布以色列拥有戈兰高地主权，到提出有以巴世纪协议之称的“和平方案”，特朗普不惜牺牲美国在以巴问题上的一贯立场、中立面具，只为拯救内塔尼亚胡的选情，同时也为自己在11月的总统大选中，争取福音派与右翼犹太选民的青睐。

而内塔尼亚胡本人在内政上也是火力全开。其虽在3月初下达了隔离禁令，却对“哈瑞迪”（Haredim）的违禁有所纵放。哈瑞迪为希伯来文，又名“极端正统派”（ultra-orthodox），是以色列社会中的犹太原教旨主义者，占总人口的12.5%。哈瑞迪们力奉经典，男性多至经学院中“脱产读经”，依靠妻子从事“不抛头露面”的工作养家，故其大多贫困、未能投入高收入的劳动市场。有些哈瑞迪小区甚至拒绝使用智能手机、施打疫苗、收听广播，致使国家政令难行。

而在疫情下，哈瑞迪们仍不愿停止经学院课程，许多哈瑞迪派政治人物甚至违反隔离禁令，未戴口罩外出参加婚礼、葬礼等社交活动。对此内塔尼亚胡皆未加过问，因其身处政局危机，需拉拢联合托拉犹太教党（United Torah Judaism）等哈瑞迪政党的支持，故只能悄然放行。最后导致了哈瑞迪们的大规模感染，以耶路撒冷为例，当地约有75%患者出自哈瑞迪小区，但居民仍对政府的封锁令加以抵制。

而内塔尼亚胡此举，虽换得了哈瑞迪党的欢心，却让与其小区相邻者大为光火，且仍无助解决经济沉疴。根据统计，4月时有超过70%的以色列民众对内塔尼亚胡的防疫举措感到满意，但到了7月，这个数字已成了不满意的民众比例。

疫情之于以色列的分配不平等，恰如起诉之于内塔尼亚胡的贪腐风暴。如今审判仍未来临，内塔尼亚胡便已备受民意拷问，加诸疫情反弹，这条疫后之路，对内塔尼亚胡与以色列而言，皆是艰险的磨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