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苦思对华政策　竟从50年前一首歌找到灵感

在5月29日举行的新闻发布布会上，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Josep Borrell），引用著名美国男歌手法兰仙纳杜拉（Frank Sinatra）的名曲曲名来解释其外交政策：“（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我们没有必要做出选择。有些人想逼我们选择，但没有必要，必须像法兰仙纳杜拉的歌一样，《My Way》（我的路）。”
在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曾用同一首歌来解释他的政策，将它称为“仙纳杜拉主义”（Sinatra Doctrine，中文又译为辛纳屈主义）。今天，分析家们同样将博雷利的政策称为“仙纳杜拉主义”，但这个政策究竟意味着什么？

美国歌手与苏联领导人理论的关系

《My Way》这首歌1969年首次收录在法兰仙纳杜拉（Frank Sinatra）同名大碟，自此风靡全球，不但成为仙纳杜拉的代表作，在流行文化上亦常被用作为告别曲，表示一场表演的结束或一个人的离开。

事实上，这首歌也曾经象征了一个时代的结束。1989年，苏联外交部发言人格拉西莫夫（Gennadi Gerasimov）开玩笑地用法兰仙纳杜拉的歌曲来形容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特别是允许邻近的华沙公约组织（Warsaw Pact）国家决定自己的内部事务，即让他们走他们各自的“我的路”。

当时，“仙纳杜拉主义”取代了1968年苏联军队占领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并推翻其政府后宣布的“布里兹涅夫主义”。该理论指出，在苏联集团内，任何一个国家发生对社会主义的威胁，都是对所有其他苏联集团国家的威胁，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有理由进行干预。实际上，该理论被用来证明苏联对苏联集团及周边国家的军事干预是合理的，包括1956年在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和1979年在阿富汗的军事干预。

然而在80年代末，当波兰举行自由选举并选出非共产党政府时，戈尔巴乔夫决定不进行干预，实际上放弃了布里兹涅夫主义。“仙纳杜拉主义”成为苏联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通过允许苏联集团内的国家“走自己的路”，它促成了冷战的结束，摧毁了欧洲的“铁幕”。在1989年10月宣布后的几周内，东德、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共产党政府连续被赶下台。

然而，虽然博雷利引用仙纳杜拉的歌曲可追朔到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往事，但他的话在今天的语境已经完全不同。

从冷战的结束到新一轮竞争的开始

与80年代相比，今天的历史趋势已经逆转了：2020年的“仙纳杜拉主义”所象征的已不是世界上两个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逐渐消失，而是紧张关系的加剧。

1989年，世界正从两极化走向单极化。苏联解体后，在美国和俄罗斯两国的选择，欧盟乐于一直站在美国一边。

然而今天，在美国和中国的新冲突中，欧盟已经不那么乐意于选边站了。中国的崛起挑战美国的霸权，也给欧盟带来新的难题：如何维护老霸主和新挑战者之间的平衡关系？

博雷利的“仙纳杜拉主义”，简单来说，是欧盟在中美日益激烈的竞争中拒绝选边站、不结盟。但正如布鲁塞尔的外交人员在过去几周所坚持的那样，不结盟并不意味着等距离（non-alignment does not imply equidistance）。虽然过去特朗普反复无常的政策让欧盟领导层感到不安，但欧盟和美国在政治和文化上仍然非常接近。欧盟真正要面对的挑战是西方单极化的结束，是中国的崛起。

疫情下的“制度性竞争对手”

长期以来，欧盟对中国的外交，更倾向于缓和对立与不同。然而，在2019年3月欧盟委员会发布的一份“战略展望”报告中，委员会认为，中国已经不能仅仅被视为合作伙伴，它还成为了竞争对手，报告首次称中国为“制度性竞争对手”。

从欧盟的角度来看，这是多年来的挫折的结果：譬如公平竞争和平等市场准入的谈判的不成功，对中国不透明的政治制度的持续不信任，对中国在欧盟的战略性投资的恐惧，以及欧盟成员国对中国问题的持续分歧。

然而，自报告发布以来，现状似乎没有好转的迹象。事实上，最近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令这些挫折进一步加剧。疫情在中国爆发时，欧盟对中国最初的应对缺乏透明度表示担忧。接下来，欧盟发现在很大的程度上医疗用品都依赖中国市场。最后，欧盟认为中国在欧洲国家所进行的“口罩外交”会加剧欧盟的内部分歧。6月10日，欧盟谴责中国对欧盟国家的社会进行“针对性的影响行动和虚假信息活动”（targeted disinformation campaigns）。

正如法国《世界报》前总编辑最近写道：“在中国和欧洲之间，有一个新冠肺炎的前后对比”。”

欧盟“走自己的路”？

欧盟已经明确表示不会选边站，走自己的路，但欧盟还没表示的是：欧盟的路到底是什么？

要让27个成员国达成一致，当然很困难的。在中国问题上，欧盟不仅面临制度性的竞争，还面临制度性的分歧：欧盟国家从北到南，中国的投资水平差异很大；瑞典坚持在人权问题上批评中国，希腊却拒绝批评；有些国家通过欧盟与中国对话，有些国家设立专门的外交平台（譬如17+1合作），并还都在维持单独的双边会谈......

博雷利希望将欧盟27个成员团结在他所谓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周围。欧盟成员国对一些有关中国的问题确实有一致意见：欧盟国家希望在气候变化和非洲经济发展等议题上得到中国的帮助，它们都想平等地进入中国市场，有时也希望能有一个对抗美国的多边主义盟友。而在价值观方面，它们希望中国能尊重其开放的社会，结束其在新疆的高压再教育运动，以及减少对香港的压力。

然而，虽然欧盟外交官一直都有提倡这些观点，但问题是如何将这些观点融入博雷利的“仙纳杜拉主义”？仙纳杜拉的歌词表达的是个人主义，是“一言堂”，而不是多元化，不是充满“杂音”的布鲁塞尔殿堂。欧盟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让它的多元价值观融入到一个明确的政策里，如何让“我们的路”变成 “我的路”。

欧盟希望避免中美之间的结构性对抗，这只是一个主义的开始。如果它想以欧盟各国的异口，同声向中国说话，就应该首先界定好它的同声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