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世卫公众沟通混乱　专家须避免成民粹把柄

世界卫生组织（WHO）对抗新冠疫情的技术主管及新兴疾病及人畜共通传染病部门主管范克尔克霍夫（Maria Van Kerkhove），周一（6月8日）突然指出“从我们的数据可见，一位无症状（asymptomatic）患者真的将病毒传播到第二个人身上，看起来仍然是非常罕见”。此事获媒体广泛报道，亦震惊了不少研究新冠病毒的专家。翌日，她却为此澄清“这是一个重大的未知”，与周一表态大相迳庭。

由于世卫原则上作为各国抗疫的指导机构，由它提供的疫情相关资讯对全球抗疫政策具极大参与作用，例如其在疫情初期呼吁各国不应对华封关，或者直至上周才修改的公众场所戴口罩建议等，都不同程度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各国政策。

无症状患者的传播病毒能力，在各国关注如何安排重启经济之时，更是一大关键。如果无症状患者的病毒传播“非常罕见”，那么政府也许就不必大量增加测试去查找没有症状的患者，也不必建议所有人在公众场所戴上口罩，以防自己是无症状患者而传染他人，又或者，在病毒检测缺乏或准确度极低的地方，民众能否参与须亲近接触的活动，也许就能以健康问卷的方法作筛选。

无症状 vs 寡症状 vs 前症状

然而，范克尔克霍夫的原意其实并非常人听到“无症状患者的病毒传播非常罕见”后所理解到的意思。其原意是建基于一个非常学术的区分：常人脑海中的“无症状患者”其实可再细分为“从来都不会有新冠征状”的患者、“其轻微征状并不是典型新冠征状”的患者，以及“未来可能或将会出现新冠征状”的患者。

从学术的严格角度而言，只有“从来都不会有新冠征状”的患者才可算是“无症状患者”。而“未来可能或将会出现新冠征状”的患者，则称作“前症状（presymptomatic）患者”；“其轻微征状并不是典型新冠征状”的患者，则称作“寡症状（paucisymptomatic）患者”。

范克尔克霍夫的原意，其实是指，很多我们以为是无症状患者传染的个案，日后却发觉当中所谓的“无症状患者”实际上是“寡症状”或“前症状”患者，即是“有症状”的患者，因此，真正的无症状患者传染他人的个案“看似非常罕见”。

学术研究与现实抗疫的距离

而范克尔克霍夫周一表态的混乱在于，她由上述论述得出了一个不妥当的现实结论：如果我们真的好好追踪有症状患者的个案，隔离那些个案，好好追踪其接触者，再隔离他们，那么我们就能大幅减少传播。

这个结论本身当然没有错。然而，范克尔克霍夫却忘记了一点：我们只活于现在，并不能得知哪些现在没有症状的人，未来会不会出现症状；因此，在某个时间点上，如果我们只追踪有症状患者的话，我们就必定忽略了“寡症状”和“前症状”的有症状患者，以及他们所造成的病毒传播。

根据4月公布的一项研究，新冠症状出现前2至3日，患者已能散播病毒；而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则估算有40%的新冠病毒传播出自患者可见征状之前。在此等初步数据之下，由于我们不能在某个时间点上将无症状患者与有症状患者准确区分开来，范克尔克霍夫将注意力集中有症状患者的呼吁，则似乎有点失算。

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传染病专家沙夫纳（William Schaffner）就批评范克尔克霍夫的区分过于细致，对阻止人们受感染“并不重要”。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LSHTM）的临床传染病学教授史米斯（Liam Smeeth）亦说，“无症状与前症状患者是病毒传播重要途径”是“自我隔离或封锁政策”的“主要根据”。

上述的混乱表态，根本原因是出于范克尔克霍夫对于真正的无症状患者传播病毒能力的学术兴趣，而这个学术兴趣本身对于实际抗疫政策却不太重要，然而在世卫的公开场合上，她却不妥当地以此为据提出了一些实际建议。面对各界进一步质问之后，她就不得不澄清此等说法。

此等公众沟通上的失误，影响到的是大众对世卫此等权威组织的信心——特别是，在民粹主义时代，不少主要国家的政客也在鼓吹反权威、反科学、反专业的意识形态。

“羟氯喹增加死亡率”的学术失误

更严重的是，世卫以至学术权威的出错并非单一事件。例如5月底，著名医学期刊《刺针》（The Lancet）就刊登文章，指特朗普大力吹捧的药物羟氯喹（Hydroxychloroquine）会增加新冠病人的死亡率。“相信科学”的主流媒体就借此大力宣传，对自称已用药预防感染新冠病毒的特朗普或明或暗冷嘲热讽；而世卫则借此研究结果为由，宣布停止羟氯喹的研究。

然而，《卫报》的追踪调查却发现，文章当中所用、声称来自全球671家医院、总共9.6万名新冠病人的数据，其实来自其中一名作者德赛（Sapan Desai）所创立的Surgisphere公司，而该公司的LinkedIn网站只显示有三名员工，其“科学编辑”是一位科幻小说作家，而其“营销主任”则是一位成人内容模特儿。《卫报》同时发现文章声称有参与提供数据的多家澳大利亚医院，根本不知道它们有参与其中，且称从未听闻过Surgisphere公司之名。

丑闻引发轩然大波，《刺针》文章的其他三位作者在6月4日正式收回文章，而世卫也宣布重启羟氯喹的研究。

学术出错，实属常事。然而，在新冠疫情全球流行之时，学术却成为了众人之事，也成为了公共卫生政策的重要参考指标。这时候的学术错误，就不单纯是学术界的问题。

当全球都希望寻得办法压服疫情之际，新冠病毒的学术研究文章多如天上繁星，尚未经过同行评审发表的文章已先行在网上发布，被媒体转载。这，也许为某些学者提供了迅速一举成名的机会，于是研究的水平也有可能受到影响。

上述的《刺针》文章更是已发表之作，无论是文章的另外三位作者，还是《刺针》委托的同行评审，竟然也直接相信了Surgisphere这家名不见经传公司的数据。在平常人的眼中，这也是疏忽之极。而世卫在未有进一步审视其研究根据之下，就先行停止羟氯喹的研究，也难免让人有感这是要迅速压下不少民粹政客主张的政治行动。

上述两宗公众沟通混乱、严谨度明显欠缺的学术失误，就给予了民粹主义者把柄，去“证明”科学家和专家们是如何的不可靠，使反威权的意识形态更为深种。在民粹主义横行，且公众目光聚焦科学研究的今天，权威的学者、专家们，实在须在谨言谨行，以免自身失误成为了民粹政客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