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持续居疫情榜首 拯救灾难无法仅靠“民主”
欧洲各国政府开始筹划逐步分阶段地解除此前的封锁等防控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早已表示“我们开始看到隧道尽头的光明”—— “解封”和“重启”5月或将取代“防控”，成为很多重灾区国家的关键词。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让全球经济遭受重创，无论是各国的领导人还是民众，都期盼早一刻重启经济，也早一步让无数企业和家庭在财务上止损。如果说人们从疫情的爆发中得到了什么教训，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恢复，最终要建立在疫情缓解、人们能够有效控制其传播的基础上。
全球“拐点”言之尚早
从全球疫情的数据来看，城市要恢复以往的繁忙景象，还为之过早。截至4月29日，全球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累计已经超过310万例，已有22万人因此丧命。其中，美国的各项数据持续“领跑”全球，确诊病例累计到达103万例，大约占全球病例的1/3，死亡病例达6万例，死亡率在4月呈上升趋势。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日新增病例较增长最快的时期有所下降，每日增长处于2万到4万例之间，目前现存病例仍在增加。虽然防控措施显现成果，“5月拐点到来”有可能，但“看到光明”还言之尚早，且很可能经历更长时间的平台期。
类似的状况也发生在多数的欧洲国家。欧洲最早出现疫情爆发的意大利疫情终于逐步平稳，现存病例出现连续下降。疫情严重的法国、西班牙、瑞士都表示在5月将放宽一些封锁措施。欧洲的疫情增长速度整体趋缓，很多国家也已经进入病例增长的平台期，但是法国、西班牙仍然高达数千的日增病例，以及居高不下的死亡率仍然值得警惕。目前，全球病死率最高的10个国家中，欧洲国家竟占8个，不仅远远超过中国，更超过了此前死亡率较高的伊朗。
即便疫情进入平台期，也不代表疫情已经彻底可控。4月以来，曾经的“防疫模范”新加坡以及本地感染一度保持在低位的日本和俄罗斯，都出现了疫情的激增。截至4月29日，新加坡确诊病例已超过1.5万例，日本增至1.3万例，而俄罗斯累计确诊逼近10万，总数超过了中国。
其中，新加坡的疫情被舆论称为“二次爆发”，原因是防控措施在外籍劳工的宿舍中失效，造成全境43处外劳宿舍一半以上出现疫情，体现出防控网络的漏洞和外籍劳工的生存状况问题。日本北海道从3月病例所剩无几到目前不得不重新封锁，日本各地频发聚集性感染，这和前期政府不愿影响奥运会举办而给疫情降调以及始终没有重视大规模检测有关。而俄罗斯疫情的爆发，显然前期成功防止来自中国的输入病例之后，没能及时在欧洲疫情爆发后加强防控措施。
要知道，新加坡在3月的防控，曾经达到现存病例连续多日下降的成果。以上的现实说明，疫情即便达到高峰，也并不一定就此进入拐点，若出现措施上的误判和纰漏，还可能出现第二个高峰。
政治角力恐使防控失焦
或许比疫情更让人担忧的，是疫情引发世界各种力量矛盾的爆发。其中，对全球影响最大的是中美两国在疫情下激化的结构性矛盾，甚至已经殃及在全球防控合作中起到核心作用的世界卫生组织（WHO）。由于美国认定WHO“偏袒中国”且同中国一道“欺骗美国”，4月15日特朗普正式宣布将冻结对WHO的资助。虽然中国此后对WHO追加了3,000亿美元的注资，但美国调查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的种种动作势必对WHO的防疫作用产生不利影响。
欧洲内部则正在因疫情受到的冲击而更加撕裂。欧盟（EU）在疫情期间出现防控合作上的角色空缺，又在关于“新冠债券”等经济救助措施上难以达成一致，这背后是欧盟一体化面临的深层次阻力。而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英国首相约翰逊（Boris Johnson）因本人染上新冠肺炎而经历了政治和个人命运的“过山车”，疫情对英国政治以及英欧关系将产生怎样的影响还很难说。
在疫情依然严重的情况下，全球已经把焦点转向了中美之间的舆论战，乃至疫情爆发的追责问题，甚至炒作对WHO和中国的“独立调查”以及“索赔”的言论。也正因为对防控疫情本身关注失焦，全球对以人口大国印度为首的一众发展中国家正在蔓延的疫情并没给予应有的重视。在欧美疫情扩散放缓的同时，南亚的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中东的沙特、阿联酋，拉丁美洲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疫情隐患正在悄然加剧。
防控要求的治理能力非“民主”所赐
全球疫情远没有结束，从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以及韩国现状，人们的确能够看到“隧道尽头”的希望。这些地区不仅已经长时间将新增病例保持在低位，且中韩两国复工复产的情况亦没有造成反弹迹象，港澳台三地的经济活动受疫情影响更小。另外，伊朗和德国也已经看到现存病例连续多日下降，且目前没有产生第二波疫情的迹象。
疫情引起的关于政治制度、国家治理乃至意识形态的讨论已经太多。在中国大陆疫情的高峰期，外界不仅斥新冠肺炎为“中国病毒”，而且台湾还掀起“民主抗疫”的论调。眼看著作为“民主灯塔”的美国以及近现代西方民主制度诞生地欧洲大陆在疫情下显出的慌乱无措，西方舆论又警惕中国防疫的成功经验将震动民主世界，中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在这种气氛下更加对立。
实际上，从阶段性防疫成果来看，政府的治理能力并不仅由国家的意识形态取向决定，全球视之为“专制”的中国足以证明防控疫情的能力并非民主制度所赐，而中国香港、韩国和德国在西方民主制度下同样推出了有效的防控政策，这样的现实难道还不足以破除关于民主和非民主制度的迷思吗？在人类面临空前灾难的当前，也只有放弃以意识形态解释一切的习惯，才能冷静分析自身治理能力的短板，以期做出必要的改革，这一点对每个国家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