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G20是时候倾听发展中国家的呼救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带来罕见危机的当下，愈来愈多声音呼吁全球要加强疫情防控和经济救助上的合作。在2008年金融海啸期间，二十国集团组织（G20）成为全球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十二年后，疫情之下的全球再度把目光投向了G20。

当下，就连发达国家都忙于自保，援助他国的举措自然更加乏力。但是，下一阶段疫情的灾难中心，很可能就在人口众多、经济基础薄弱的第三世界。上月，G20领导人在疫情全球爆发之际首次举行视像峰会，会后的联合声明提及，“我们严重关切所有国家面临的严重风险，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如非洲和小岛国家，其卫生系统和经济应对挑战的能力更弱，难民和流离失所者面临特别风险。”

然而，从近期G20峰会和多次部长级会议来看，中美之间的政治角力及美国调查世界卫生组织（WHO）等问题正在成为焦点，而各国所谓“务实的合作”则大多只是停留在纸面的承诺。4月19日G20卫生部长的特别会议之后，媒体甚至传出美方执意反对在联合公报中提及“加强WHO防疫角色”的字眼，因此导致公报流产。这样的细节无疑是背后矛盾的一种印证。

全球疫情“洼地”

本来，正当中国内地的经济活动在4月开始逐步重启，美国、欧洲等疫情重灾区也开始抛出重启经济的计划，很多人感到疫情带来的灾难可能终于要结束了。可是，若把眼光放向全球，会发现竟有如此多的疫情“洼地”。对印度、非洲、南美和一些东南亚国家来讲，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从4月才刚刚开始。

截至上周六（4月25日），中亚的土耳其已经累计新冠肺炎确诊超过10.7万人，死亡人数约2,700；俄罗斯累计确诊约7.5万人，死亡人数接近700；南美的巴西有近6万人确诊，超过4,000人死亡；印度确诊人数达2.6万，死亡人数超过800；非洲确诊病例超过3万人，且多数国家还处在疫情蔓延的初期。正如木桶效应所揭示的，全球疫情何时结束，不是由防控效果最好的国家来决定，而是取决于漏洞最多的地区。令人担忧的是，这些地区面临的挑战，恐怕比欧美更为复杂和艰难。

以最受外界关注的人口大国印度为例，其3月下旬开始实施全国封锁，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曾宣称和其他国家比起来，印度已能更好地遏制新冠肺炎的传播。印度的封国、封城措施的确严厉，在机场也进行了监测，铁路旧车厢也改造成“移动病床”，但是，其防控局面还是天然地受到多方面的掣肘。

从医疗条件来看，印度13.5亿人口中有注册医生108万名，平均1.1万人才有一个医生。虽然疫情扩散后印度官方迅速提高检测实验室的数量，卫生部又宣称将在5月前能生产100万个本土制造核酸试剂盒，但在庞大的人口基数面前仍旧显得匮乏。孟买最大贫民窟之一达拉维（Dharavi）出现的疫情更让外界担忧，其拥挤程度、卫生条件和聚集情况，让本就不足的医疗资源更捉襟见肘。

另外，由于达拉维贫民窟病亡的患者是虔诚的穆斯林，且此前曾参加新德里的伊斯兰教大型活动，“穆斯林传播新冠病毒”、“印度穆斯林发动新冠圣战”等言论一时甚嚣尘上，让本就因为《公民身份修正案》而激化的宗教民族矛盾升温。当穆斯林面临更多的殴打、私刑、驱赶和清真寺被袭，防控恐陷入混乱。

再者，民间卫生意识的相对欠缺也是疫情传播的催化剂。3月下旬以来，“鼓掌杀死新冠病毒”、“吹号角杀死病毒”、“点蜡烛杀死病毒”等各种荒诞不经的说法在印度广泛流传。莫迪宣布宵禁当天，全国多处竟举办游行和焰火表演，轻易瓦解了森严的封锁措施。

难以承受的生存危机

以上现象虽然带有“印度特色”，但是其背后的问题却非孤例。印度出现的诸多防控隐患，在南美洲、非洲、东南亚都在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例如土耳其的难民、战争、党派纷争的问题和疫情交错，巴西、印尼、伊朗也因为政治分歧或宗教原因在是否封城的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而非洲的坦桑尼亚在4月初的基督苦难主日弥撒仍有信众聚集祈祷，说明保持社交距离的防护意识还没被真正重视。

多数发展中国家医疗资源不足、工业体系不够完善，很难在医疗设备上自给自足。因此，在外界关注发达国家如何争抢医疗物资时，或许没有想到，疫情促使各国实行重要物资的保护措施和出口限制，最吃亏的其实是发展中国家。

包括欧盟、美国和印度等在内的69个国家和地区禁止或限制出口口罩等个人防护装备（PPE）、药品和医疗器械等产品。哈萨克斯坦、越南等至少14个国家为确保国内粮食供应，采取了限制出口的措施。这些措施叠加上供应链本就受到疫情冲击，让发展中国家的防控和生活保障更加艰难。上周二（4月21日），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发布了一份报告，预测2020年面临严重粮食危机的人口数量将翻倍，增至2.65亿，最多可能波及30个国家。

在经济层面，联合国3月就曾警告，疫情期间，发展中国家正在遭遇资本外流、债券利差扩大、货币贬值、出口收入锐减、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和旅游业利润缩水，对国家经济的冲击甚至比2008年的金融海啸更加严重。

当前，就连发达国家都出现“美元荒”，这对发展中国家产生的连锁效应不问可知。上周三（4月22日），阿根廷政府正式向债权人提交债务重组方案以避免违约，这可能只是一个开始。对于经济增长已大幅放缓的印度、刚走出经济萎缩的巴西、经历货币危机的土耳其，乃至经济更加脆弱的欠发达国家来说，面对巨额资金流出时又该如何自保？

然而，发展中国家的疫情并未受到应有的关注。其中一个原因是，疫情最先爆发的是城市聚集、人员往来频繁的发达地区，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流动相对较小，对全球疫情的影响力也相对较弱。

不过，这不应该是发展中国家不受重视的理由。除中国之外，全球有三分之二的人口居住在发展中国家，如果这些民众的生存和健康不受重视，只能说是全球发展不平等的另一种体现。

G20不能“见死不救”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危机比发达国家更加严峻。联合国曾呼吁国际社会提供2.5万亿美元协助发展中国家，以应对疫情冲击。外界也寄希望于G20提高个人防护装备及医疗设备的产量，取消所有药品、防护用品、医疗器材等原材料的关税和出口禁令，确保公平分配，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资助。

然而，在发展中国家占总数一半的G20，几乎没能兑现以上任何期待。虽然3月26日的G20领导人视像峰会向全球作出“六大承诺”，但对于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贸易和全球供应链的干扰丶协助全部有需要的国家”，各国始终没有推出实质性、有约束力的措施。

4月19日的G20卫生部长特别会议只重申“重视疫情对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所带来的风险”，但没有具体承诺；上周二，G20农粮部长会议同样敦促各国避免对全球食物供应链造成不必要障碍，采取的措施要符合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贸易规则，并向WTO通报，但具体怎样约束并不清楚。在经济层面，除了G20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4月15日同意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临时债务救济，决定自5月1日开始暂停债务偿还之外，几乎没有任何针对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共同举措。

疫情的残酷现实是全球性的，但发展中国家尤其难以承受现实之重。若G20还只是继续充当各国的政治秀场，那么发展中国家将面临自救无力、求助无门的状况，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将难以想像。如果说十二年前，G20的成功使美国借助发展中国家之力度过金融危机，同时改革全球治理，那么，现在G20的发展中国家力量更应发挥领导作用，以提高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

上文刊登于第211期《香港01》周报（2020年4月27日）《G20，是时候倾听发展中国家的呼救》。

更多周报文章︰【01周报专页】

《香港01》周报于各大书报摊、OK便利店及Vango便利店有售。你亦可按此订阅周报，阅读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