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死亡人数突破5万　防疫成败不由政制决定

自疫情在全球爆发后，各个国家的死亡率是舆论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就目前疫情看，欧美国家的死亡人数偏高，美国、西班牙、意大利的死亡人数居世界前三，法国的病死率更是高达18%，为全球首位。
为何拥有世界高水平医疗系统的欧美地区会沦至如此地步，是政客决策？是医疗体系？是社会文化？是政治制度？

自疫情在欧美地区爆发后，一直没有受控的迹象，依旧似山火一般蔓延欧美各国。从数据上看，欧美地区疫情并不乐观。美国确诊人数为全球首位，目前的死亡人数也居世界第一。截至香港时间4月26日11时，按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全球统计数据，美国确诊人数逾93万8千人，死亡人数逾53,700人。至于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国家，疫情则终于出现缓和趋势，但三个国家的病死率分别为10.4%、13.44%、18%，均位居全球前列。

反观中国，作为疫情最早的震中，疫情目前已大抵得到控制。值得注意的是，经历了几个月的“封城”后，中国疫情的重灾区湖北武汉于4月8日解除了通道管控，正有序恢复对外交通，该市的重症患者也在4月24日全部清零。

正是这种两相对比，让舆论界出现了一种声音，在他们认为，由于西方长期标榜民主和自由，许多民众并不愿意听从政府进行自我隔离和戴口罩的举措，从而导致了疫情不断扩大。如今的西方之乱正是凸显了中国之治，此次中国疫情防控的成果足以证明中国制度优于，又或至少不劣于西方政制。可是，各国的疫情情况与制度、政体实则毫无关系。

这一点用数据事实便可印证。实际上，不少与欧美有着类似多党选举制政制的国家在应对疫情上也取得了十分优异的“成绩”。最凸出的例子便是韩国。

韩国的防疫工作就全球而言堪称优秀。与美国一样，韩国是在1月20日确诊第一例感染病例，2月后疫情因“新天地教会”而开始全面爆发，并迅速演变为社区传播。2月24日，韩国累计确诊病例增至763例，累计确诊死亡7例，是当时中国之外确诊病例最多的国家。而韩国疫情重灾区大邱市也曾一度陷入危机，医疗资源过载，患者在家中等待医院床位时，未经确诊而去世的情况也频频上演。

值得注意的是，韩国的疫情并没有如美国的倾情一样进一步发酵和恶化，仅仅两周的时间，韩国新增确诊人数开始出现下降，国内疫情也出现了平缓。3月15日之时，韩国新增病例首次降至两位数，其死亡率仅为1.9%。据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通报，4月23日0时至24日0时，韩国新增6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确诊10,708例，无新增死亡病例，累计死亡共240例。

除了韩国，德国在防疫之上也展现出相对优秀的一面。欧美是新一轮疫情新震中，该地区的确诊人数也在持续上升，目前德国的确诊人数超过了15万人，但在死亡率上德国一直控制的十分好。

此前3月26日时，德国确诊人数超过39,500人，死亡222人，按统计的死亡率来看，德国死亡率大约为0.4%。而截至4月23日，德国的新冠病死率约在为3.53%，这明显也低于欧盟成员国西班牙当时的10.4%和意大利的13.44%。这一差别引起了英语媒体的广泛关注。多家英美大报对德国处理危机多有褒奖。英国广播公司新闻（BBC）就在4月就发布了一篇文章名为《英国能从德国检测中学到什么》（What can the UK learn from Germany on testing?），承认了德国在此次防疫中取得成果。

既然有在防疫工作上表现出彩的多党选举制国家，自然也会出现一些在防疫工作上出现纰漏的专制国家。譬如伊朗，该国最初的防疫措实在是差强人意。2020年的2月正值伊朗的议会选举，为了不影响选举后进行，该国政府有意隐瞒国内疫情，拒绝对民众进行检测，各官员还多次发表荒谬表态，并允许库姆（Qom）市举行朝圣集会等等，最终导致疫情爆发。在疫情2月25日之时，伊朗的累计确诊人数仅为95例，其死亡人数就达16人，死亡率高达16.8%，在当时为全球首位。

再譬如各方讨论最多的中国，其震中湖北在疫情爆发初期也出现了类似纰漏。如果说12月发现未知肺炎后没能及时重视的情况尚算可以理解，那么1月期间为了准备地方两会、春节等事宜而过度“求稳”，乃至压制“吹哨人”的情况，无疑是导致湖北疫情加剧的一大原因。所幸中国政府自1月中旬起迅速重视疫情，于春节前毅然采取封城措施，并即刻投入必要资源，令得湖北疫情和中国疫情在与世界横向对比之下，反而成为了应对得当的正面例子。

总结以上所有的例子和数据，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国家应对疫情的成败与该国政制并无关系，真正关乎一个国家应对疫情的成败，是当局政府的评估能力、决断能力、执行能力、宣传能力等等。韩国、德国、中国成功控制疫情和死亡率的结果是最好的证明，湖北本身也是亡羊补牢的积极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