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发行“新冠债券”与否并非一个经济问题

欧盟发行“新冠债券”（Corona Bonds）提案于4月23日再次由欧洲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向欧洲各国领导人提出。很可惜，“新冠债券”再次胎死腹中。目前更多信息不详，但德国准备“大幅增加”对于欧洲联盟预算的分摊助欧洲因应疫情。

此前德国财长就曾表达过类似方案，核心的主张是：利用欧元危机时设立的救助机制——欧洲稳定机制（ESM），向有需要的成员国提供相当于其经济总产值2%的低息贷款。ESM资金池大概率不够，而德国提出可将ESM规模再扩大一倍，并准备为此注资。

在今年年初疫情之前，欧盟就2021年至2027年财政预算寻求共识，围绕未来7年大约1万亿欧元预算就曾吵得不可开交，如今所需要的救助计划将是数万亿欧元级别。增加联盟预算，规模是否能足以力挽狂澜？更何况欧盟诸多国家也是心有力而力不足。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恐怕也是当下短时间内最具现实可行性的方案。既不需要突破更多法律限制，也可以避开债务共担红线，以满足成员国应对疫情的资金需求。

说回“新冠债券”，顾名思义，就是欧洲内部为了应对新冠疫情而发放的共同债劵。其目的是能够使欧元区经济薄弱的国家，能够在市场享受低利率融资，由欧元区共同借贷，再分配给欧元区成员国。“新冠债券”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在于它触及到“欧元区成员国是否共担债务”的这条红线。

但要问的是，“新冠债券”是一个单纯分钱给各成员国政府的做法吗？诸如德国、荷兰等国确实存在担心，譬如“如果共同承担债务，德国铁定是最大的埋单者”。人们也担心，一旦债券推出，很可能最终会演变成某种永久性机制，从而带来长期风险，不利于稳定。

不过，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欧盟发行“新冠债券”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它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欧元区共同借贷，如何分配给政府”的问题。换言之，这甚至都不是一个经济问题。

这次的情况，不同于欧盟2012年拒绝欧元债券。欧元危机，可以说是一场“人祸”，起源于国家信用，即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出现问题，受冲击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过错，因此当时避免了用一种可能蕴藏道德风险的方法，去救助一场因道德风险而起的危机。

在那个阶段的判断是：债务责任不可失控。同时也是为了保持欧元区的稳定。所以，欧盟不能为成员国不负责任的财政决策承担责任。

但望向当下，欧盟正在面临新冠疫情的考验，如今支持“新冠债券”与否，既是一条经济和法律的红线，更应该是一个政治考量。也即欧盟是否要继续一体化？

拒绝债务共担，这原本是出于保持欧盟稳定的考虑，但如果因为“欧盟面临天灾时未能采取行动”而反而威胁到欧元区的稳定，那么，拒绝债务共担也就恰恰迷失了其根本目的。

其实这笔账不难算。以站在反对最前沿的德国来说，德国经济救助计划总额高达7,500亿欧元。而对应的是，欧盟受疫情冲击最为严重的意大利，由于其在疫情前公共负债总额就已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130%，所以根本没有能力给出更大规模救助计划，意大利的救助计划只有德国的三分之一。德国担心的就是，如果发行欧盟共同债务，债务责任失控，从而令欧盟稳定性受到负面影响。但反过来要问的是，如果意大利疫情得不到控制，或者是因为疫情造成经济出现更大危机，是否反过来影响到欧盟？孰轻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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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欧洲中央银行宣布了总规模达7,500亿欧元的“紧急抗疫购债计划”（PEPP），购买欧元区符合条件的私人和公共领域资产，为市场注入流动性。3月23日，欧盟委员会首次启动《欧盟稳定公约》中的“一般性例外条款”，取消了对欧元区成员国新增和存量公共债务的上限约束。但债务松绑之后，不同成员国因巨大的贫富落差而出现戏剧性的政策差异。而后在3月27日欧洲理事会的视频会议上，各成员国就是否启动“欧洲稳定机制”（ESM）基金里的4,000亿欧元救市储备金，争执不下。

欧元区成员国发展不均衡这个深层问题从来没有得到解决，为应对欧债危机出台的欧洲稳定机制、欧洲稳定公约等措施，也只是治标而不治本。这些年来，这个问题时不时就会跳上台面，久而久之，欧盟也俨然分化成两大阵营。这次“新冠债券”显然将此分化再次放大。包括法国在内的南部9个国家一律表示支持，而反对的国家除了德国、荷兰之外，还有芬兰与奥地利。

众所周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不对称机制，是欧元区的根本性缺陷，要治欧元区发展不均衡的“本”，就必须在财政协调上有所突破，而事实上，所谓危中有机，“新冠债券”其实大可以是欧元区朝向共同财政迈出的重要一步。

发行“新冠债券”，以共同债务的形式来共担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可以成为欧洲团结一致、共度时艰的最直接表态。最重要的政治符号是，近年来，围绕“脱欧”的说法纷纷扰扰，如此欧盟能否作为一个整体走出这场危机，并变得更加强大，是关键。这是借助“新冠债券”建设欧盟共同财政的路径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