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各国领袖民望变化　“疫情红利”的机遇与挑战

美国政治学中有“聚旗效应”（rallying around the flag effect）一词，用以指涉美国总统在国际危机或战争之中民望短期内暴增的情况。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各国之际，“聚旗效应”也传播到世界各地。上周三（4月15日）的大韩民国国会选举，作为全球疫情下的首个全国性投票，就成为了这个效应的“试纸”。

自4月以来，韩国每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比例维持在低于1%的水平，并持续下降，其高水平的检测能力更被全球各国视为榜样。总统文在寅的民望由1月底的41%，升至4月初的57%，而其所属的共同民主党和卫星政党共同市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大胜，夺得议会300席中180席的稳定多数，比上届急升52席。

此次疫情中的选举投票率高达66.2%，为二十八年来未见；这也是左翼政党十六年来首次夺得韩国国会多数。这样的结果，绝对为此前因朝鲜无核化未见进展，加上国内经济问题而声望受挫的文在寅打下一支强心针。

而且，这次选举在遵循防疫要求的情况下顺利进行-每个民众在进入选举场地前须先行测量体温，排队时则须与他人保持一米以上距离，投票时亦要消毒双手并戴上手套-韩国随后数日的确诊病例也未见因为“人群聚集”的投票活动而有上行趋势。对照月初美国威斯康星州（Wisconsin）选举乱成一团、大城密尔沃基市（Milwaukee）票站数目由180个大减至5个，这场选举本身（不论其结果）就已经是文在寅的另一项国际级成就。

这场选举的结果，到底是“聚旗效应”的例证，还是选民对文在寅政府抗疫有成的回报？其实，这并不需要一个“非此即彼”的解答。

聚旗效应放诸四海皆准

放眼全球各国，无论其国内疫情是否明显平伏，各国领袖的民望都大有进账。根据民调机构莫宁咨询公司（Morning Consult）的数据，自世界卫生组织（WHO）3月11日宣布新冠病毒为“全球大流行”（pandemic）起计，从加拿大到澳大利亚，几乎全球所有领袖都录得超过10个百分点的民望升幅。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去年才因为国内森林大火期间出国渡假而民望大挫，这场疫情却使其民调急升超过20个百分点。加拿大总理鲁特鲁多（Justin Trudeau）的自由党去年才刚失去国会多数，如今其民望却高见74%，比去年大选期间增加30个百分点，甚至比其2015年首度当选总理的蜜月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

在疫情重心的欧洲，各国领袖的民望表现也是惊人的一致。因黄背心运动与退休金改革而困身国内无止境示威浪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3月底民望高见46%，一个月内上升13个百分点，是2018年2月以来的最高点；上周的一项民调亦显示，认为马克龙“有说服力”的法国民众高达62%。

另一边厢，即将于来年卸任的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2月初以来因为其钦点接班人无力统领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并放弃接班，而要不断面对国内的提前下台呼声。然而，疫情在德国爆发后，其民望在4月初升至64%，比一个月前上升11个百分点，而基民盟的支持度也大升7%，暂时挽回了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以来不断下挫的颓势。

在欧洲疫情初爆的意大利，本来是法学教授的政治素人总理孔特（Giuseppe Conte）民望也一度高见71%，是意大利至少十年以来未见的最高总理民望。而在一海之隔的另一疫情严重国家西班牙，总理桑切斯（Pedro Sanchez）在右翼政党炒作其左翼政府利用疫情推行左翼政纲的背景下，其工人社会党（PSOE）的民望仍然是该国五大政党中较诸去年11月大选结果上升最多的政党，由当时的28%升至4月初的31.2%。

抗疫手段无碍民望升势

这种“疫情红利”也不限于实行较为严谨的抗疫封锁政策的国家。除了上述的德国也未有实施强制性的居家隔离令之外，同样未有实施这种强制命令的荷兰首相吕特（Mark Rutte）、容许国内餐厅、酒吧继续营业的瑞典首相勒文（Stefan Löfven）也录得双位数字的民望增长。目前正逐步落实“解封”政策的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Mette Frederiksen），以及奥地利总理库尔茨（Sebastian Kurz）也得到数十个百分点的民望增幅。

即使是3月初因为“群体免疫”引爆争议的英国首相约翰逊（Boris Johnson），也没有例外。他在3月中开始更加积极回应疫情之后就遇见民望升势，英国人民对其政府的满意度由2月底的33%，至3月中急升至52%，而不满度则由41%下跌至27%。其后，约翰逊本人染病住院再居家康复的过程，更让英国人感到他是一个能与人民休戚与共的领袖。

由此可见，无论是政治老手，还是少有成就的领袖，无论政治主张是左是右，无论此前的国内政策是否得到民心，也无论其应付新冠疫情的手法是软是硬，各国领袖几乎都无可避免地获得幅度甚大的“疫情红利”，印证了“聚旗效应”全球适用这一点，也同时显示出文在寅共同民主党的胜利，除了是因为韩国抗疫有成获得加分之外，也离不开“疫情红利”的加持。

不过，正如所有社会科学的法则一样，例外总难避免。环视全球，我们也能看到一些不只没有收得“疫情红利”，民望更是不升反跌的国家领袖。

太平洋两岸的两个例外

首先，有近在咫尺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安倍在疫情初期少有作为，只依赖日本人本身的卫生意识补救，在东亚各国政府都落实严厉措施之际，更让人民感到安倍正在进行“佛系抗疫”。日本国会早在3月13日给予安倍宣布紧急状态令的权力，安倍却留中不发。待至4月7日东京疫情明显趋于严重时才宣布东京、大阪府等七个县进入紧急状态，上周四（4月16日）更延展全国。而且，日本的检测数量依然极低，按人口比例而言连伊拉克也及不上。根据上周公布的民调，不满安倍政府的民众达47%，是2018年5月以来首次反超满意者（42%），而不满安倍处理疫情的民意更高达64%。

在太平洋彼岸、“聚旗效应”的发源地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成为了此现象的反例。

回顾3月中，特朗普首次公开放弃“新冠疫情如流感”的说法，先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继而向全国发出“社会疏离”（social distancing）指引，承认疫情“非常严重”，要求美国人尽量留在家中，减免参与10人以上的聚会。一时之间，“聚旗效应”的预言恍惚再度在特朗普身上重演。

根据莫宁咨询公司的民调，特朗普在3月6日至9日的抗疫回应满意度只得44%，与其42%的整体民望极其接近；然而，到了3月17日至20日，即特朗普表态积极抗疫之后，其抗疫回应满意度则急升至53%，而其整体民望上升至45%，不满他的民众比例则由53%下跌至49%，出现了7个百分点的反差-这种差距已足以决定一场全国选战的胜败。

岂料到了一个月后的今天，情况又出现了变化。同样根据莫宁咨询公司的民调，特朗普的抗疫回应满意度在3月底开始下跌、不满度反升，到了4月10日至12日，不满比率已升至49%，反超其45%的满意度。而在4月14日至16日，特朗普的整体民望比3月初还要差，满意度回跌至42%，不满度却升至54%。

特朗普的“疫情红利”本来已及不上诸如1991年海湾战争时总统老布什（George H.W. Bush）由54%升至89%的势头，又或者“9・11”事件时小布什（George W. Bush）由51%升至90%的跨跃，如今更是明显的昙花一现，一个月内又回到原点。

特朗普“失败”的主因，却不是他“佛系抗疫”不作为。毕竟，特朗普的确有与国会民主党人合作推出抗疫救市法案，联邦政府亦有在医疗物资上支援各州需要，白宫的确有运用《国防生产法》去要求企业生产抗疫所需产品，而美国自2月以来一直为人诟病的病毒检测不足问题也已陆续改善（按人口比例计算，其检测比率已与韩国相当）。

其错失出于他的抗疫公关。3月底，才刚提出复活节全国解封、质疑“问题的救治比问题本身还要差”的特朗普，数日后却决定延长“社会疏离”政策一个月，更警告最终死亡人数能少于10万的话已算成功。到了4月，特朗普先与深得民心的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主任福奇（Anthony Fauci）隔空交火后再言和；他重新宣扬提早解封之外，又挑起与各州州长“解封权”谁属的争议，最后以“授权州长全权决定”的说法打圆场。这些摇摆不定的表态，加上无日无之的政治口角，当然让困顿在家、忧心疫情与经济的美国人愈感无所适从。

疫情国难降临，各国领袖变成了全国人民上下齐心的符号性人物，如同一国的国旗一般变成超越传统政治党争的国家代表。这当然是难得的机遇。然而，要如何把握好这一个机遇，甚至将国难凝聚得来的民气化作疫后施政之用，却并非是每位领袖都能应付得来的挑战。

上文刊登于第210期《香港01》周报（2020年4月20日）《盘点各国领袖民望变化　“疫情红利”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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