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东亚儒家文化圈：让我们试试大数据防疫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战中，全球已累计134万确诊案例，并共有7.4万名患者丧命。当中又以欧美灾情最为惨重，光是美国、西班牙、意大利三国的死亡人数便超过4万。反观世界另一端的东亚，其疫况皆维持在一定范围内。

造就上述差异的因素众多，作用方式也有所不同，但当中有个关键：东亚政府大多出台了大数据防疫技术，且人民对此并无强烈反感。而这种现象的深层因素，则与东亚独有的儒家文化息息相关。

侵犯隐私还是君父德政

大数据虽听来方便，却势必涉及数字监控的争议，尤其会引发政府窃听、侵犯人民隐私的疑云。于新自由主义挂帅的欧美社会而言，人民对政府的数字扩权戒慎恐惧，历来也多有反乌托邦的文学与电影作品探讨此类议题。虽说欧美不乏政府窃听民众的丑闻，但正因民间对于中央的数据采集有所保留，故而政府才会兵行险招。

然而放眼东亚，反数字监控的批判意识却十分罕见，人民往往视政府实行资料之举为“数字化建设”，更认为这是政府带领国家迈入现代、把人民放在心尖照顾的“君父德政”，这背后潜藏着儒家“家国同构”、“君父一体”的政治理念。而此番理念的肇发，本身就与数据采集有关。

由历史角度观之，中国在秦汉以后，便因帝国统治需要，发展出“编户齐民”等制度，以盘点帝国人口、土地等基本经济数据。由《居延汉简》等史料观之，西汉地方政府对所辖地官民的姓名、相貌、户口人数、子女人数、住宅价值、牲畜数量都有详细记录，以利政府根据数据征收人头税；而汉武帝时期推行的盐铁专卖制度，则象征国家对盐、铁等重要经济资源数据的垄断，使得原本由富商寡占的暴利，转而流向政府之手。

于是在秦汉的制度催化下，儒家的宗族权威渐被国家收编：编户齐民制让宗族家长难再独占人口数据，从而失去道德权威；盐铁专卖制则令大商贾无法再以非官方的商品流通渠道积累财富，借此壮大宗族势力。

故秦汉以降，中国的宗族逐渐国家化，国家也逐渐成为人民心中的新宗族，天子自然成了宗族家长，掌控了一切子民的数据。因此儒家所谓“家国同构”的范式，其实便与最原始的大数据主义息息相关：领导者是父兄的隐喻，采集信息则是父兄的权力。

这套政治范式与理念日后以汉字为载体，于东亚文化圈内弥散生根，因而有了今日东亚各国的大数据防疫。

东亚疫战里的大数据

以中国为例，其具备高密度的视频摄像机，当中某些具有面部视别技术，除了较易追踪公民的移动轨迹、出入场所外，面部数据还能绑定其他个人信息：手机、身份证、银行卡等，为管理部门所用。故在此次疫战中，中国不仅得以追踪确诊患者的足迹，也能透过数据侦测其旅游史，更能透过摄像机画面，识别曾与确者患者接触的其他人员，并藉数据共享系统，传讯告知其曾与确诊患者同处一室，有必要进行居家隔离或筛检。

此外，中国政府更与腾讯、阿里巴巴合作，推出了“健康码”服务，即所有公民都需透过微信或支付宝等手机应用程序，登记真实姓名跟住址，完整交代过去 14 天的行踪。倘若系统判断此人并无被感染的风险，就会显示出绿色的 QR Code，称作“绿码”；假如系统判断用户有被感染的可能，出现的就会是“黄码”或“红码”。中国的公民若要出入小区、商场或任何公共场所，都须主动出示手机上的“绿码”，才可自由通行。

不仅中国，韩国也在此次防疫中采用了大数据防疫的策略。与中国类似，韩国有着高密度的监控摄像头，管理部门因此可藉数据库中的移动与录像数据，生成受感染者的完整移动轨迹，交由政府公布。倘若人民曾到过确诊患者出没的场所，便会在手机上的新冠应用程序收到警讯，同时被通知筛检。

无独有偶，日本政府也要求Yahoo!、Japan Corp.、Rakuten Inc.、Google、Apple、Facebook和Amazon.com等大型公司，提供与用户有关的数据，以便尽早发送预警，并让医疗保健系统预先准备。越南也在3月21日后，出台健康码专用APP，供搭乘长途交通工具者使用，以利后续追踪与控管。

上述的大数据抗疫模式，既体现了东亚儒家范式对国家采集数据的不设防，也意外再现了东亚与欧美截然不同的主权思维。西方世界的主权概念源于宗教战争，故所谓主权者即是在某块土地上，遂行意识形态话语者；儒家的主权观则源于帝国统治，因此儒家眼里的主权者，即是掌控数据的人。

欧洲各国出于防范政府的心态，坚守数据保护的堡垒，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宰制下，选择套用关闭边境、宣布紧急状态等老方法，以领土主权思维应对病毒的跨界挑战，自然容易再演黑死病的大恐慌。反观东亚，则因习惯儒家的数据范式，而能在这场疫战中有所斩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