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议长佩洛西对中国的认知黑洞

在2月16日结束的为其三天的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连续两天在不同场合主动提及中国企业华为的“安全威胁”。14日，她声称中国正通过华为向西方输出“数字专制”，并对那些不接受华为的国家施行经济威胁与报复；15日，为了和与会的特朗普政府官员保持同调，或者是出于努力游说欧洲盟友的尝试，她又强调，美国对华为的处理手法是基于华盛顿两党共识。

针对佩洛西14日有关“华为威胁”的言论，同样与会的中国人大外事官员、中国前副外长傅莹在提问环节当场做出了反驳。傅莹提到，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引入了微软和Amazon等各种各样的西方技术，而中国的政治体制并未受到这些技术的威胁。她反问佩洛西：“为什么将华为5G技术引入西方国家，就会威胁政治体制呢？西方民主制度这么脆弱吗？”傅莹此番言论收获了来自观众席后排一些官员的掌声。

和傅莹的交锋，是佩洛西预想到的，因为在佩洛西14日讲话结尾时也承认，自己将要提及的华为问题在场的大多数人可能不赞同。在答问环节，佩洛西也预料到了傅莹的反驳。但是，佩洛西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未正面回应傅莹的举例提问。

相反，佩洛西的回答更多地体现了她政治生涯当中，改不了的对华认知偏差和歧视。

用美国“科技滥权”思维诋毁中国

佩洛西回答傅莹提问时认可华为的能力，但认为华为的能力是模仿的能力，也就是逆向模仿美国的科技创新而起家。接着一句，佩洛西就强调，美国不想模仿中国的制度，然后就提到了“新疆百万维族被拘押”、“西藏文化和宗教信仰受到威胁”以及“香港民主被破坏”这样的表述。

回答傅莹提问的后半部分，佩洛西提到自己30年来在贸易以及知识产权等各个问题对中国关注，强调说：“如果想让信息自由流通，如果想建里一套集体价值观意识、尊重人权等等，就不要靠近华为！相反，让我们一道寻找一个国际方案，建立一个事关信息自由的体系。”

作为一位民主党人，佩洛西习惯性强调多边主义，提到了那些在她看来侵蚀民主的力量，包括中国的专制制度。这也是她在此次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表达的主要信息。而她将科技同人权、经济独立和民主价值观等联系起来，则有别于她过去30多年来对中国的认知态度。

在她看来，民主之间的竞争，也是科技之间的竞争。为了更好的民主竞争，就要掌握科技这条快轨信息轨道。但是，她将科技同民主捆绑，指责中国通过技术输出制度或者模式，说明她已经将科技本身与科技的应用这两个不同概念混淆。美国自诩为民主国家，但斯诺登（Edward Snowden）所爆料的棱镜门事件中，这个民主国家也会隐瞒真相、窃取别人别国隐私信息及数据。

所以，民主国家也可以“滥用”科技。这一点，佩洛西选择性忽略。

在美国国会，有一大群和佩洛西一样的老牌国会议员，他们对科技的认知完全停留在上世纪，甚至有些冷战思维。在此前Facebook创始人朱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出席的国会听证会上，一些国会议员提出的问题丝毫没有技术含量，中学生都可以解答。这更能凸显他们与这个时代与科技的脱节。在他们的意识中，科技似乎就是用来偷窥和剽窃技术的。棱镜门事件中美国国安局（NSA）权力过度扩张，一定程度上也和这些国会议员的默许态度或监督缺失有关。

毫不夸张地说，过去30年，正是佩洛西这样的国会大佬，才强化了美国国安局的监控权力，导致美国的“科技滥权”。基于此，他们自然也会将类似的莫须有罪名推给技术崛起中的中国。

佩洛西的另一个认知偏差是“只有欧美才能代表国际社会”。

出席此次慕尼黑安全会议，佩洛西率领的国会代表团队大概有40人，他们不替特朗普政府当说客，所以表态时又要和与会的特朗普政府官员有所区别，将华为问题放在国际主义的框架下谈。她认为，华为是真实存在的威胁，这种危险是可预测且明显的，无助于民主的推广。西方将希望都寄托于华为是危险的。她提议寻找“国际化”的解决方案。

但是，从她的表态，这种“国际化”方案局限于欧美，并不包含中国。这又和她所强调“多边主义”相矛盾。

就在佩洛西表态前一天，也就是2月14日，德国总统施泰因（Frank-Walter Steinmeier）当着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等高级官员的面，批评美国抛弃“国际社会”这一理念，反而注重“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称美国政府所谓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是以最亲密盟友的利益为代价的，这样的想法和行动伤害了所有人。

当日有一位观众席的欧洲官员提问，询问佩洛西的华为立场是否与特朗普政府一致？佩洛西没有直接回答，反而强调了美国国会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提到国会支持将华为加入实体清单。2月15日，可能是为了营造国内团结的氛围，佩洛西又强调，抵制华为是美国两党的共识。

一辈子难改变的对华认知盲点

以上佩洛西对中国的认知偏差源自她对中国固有的偏见与歧视。过去30年，她在谈及中国时，多年来仅聚焦新疆、西藏、人权以及现在的香港问题，基本上可以代表她本人对中国的认知。这些在双边关系中其实都是冰山一角。也正是这种认知，让她看待中国经济、军事和现在的技术崛起时，难免有些不适应、不理解，眼光和思维难免有些过时。

中国官员傅莹在国际场合的表现，代表了中国官员包容的一面，佩洛西的一味排斥，甚至将中国置于“国际社会”的对立面，则代表了美国官员闭塞的一面。虽然她也提到自己同中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但她意识形态层面对中国的歧视，恐怕在她这一生都难消除了。

很多时候，人们受困于自己的认知黑洞，就会频繁出现认知偏颇的现象。在这种状况下，佩洛西这样的职业政客，直至退休，都不会有兴趣了解或反思她们对中国治理模式及科技创新的认识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