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疫情考验日本政府能力　筹备奥运应是次要工作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中国持续发酵，而外界同时也开始更多地留意日本。算上“钻石公主号”邮轮之病例，日本已经因有超过250例确诊而成为中国之外的世界第最大疫区。

直到2月14日，日本依旧未能有效隔离并救治停泊在横滨外海的“钻石公主号”游轮上的疑似及确诊患者。该国国内也先后出现医护人员感染患病，以及无出国经历的居民患病身亡的风波，东京、那霸等大城市还先后发现的士司机等服务业人员染病。

由于新冠肺炎的“人传人”特性已经确定，日本国内也开始陷入恐慌情绪，原计划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后功成身退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由此遭遇了一场特殊的考验。

必须承认，以安倍为首的东京政要们对这场风波是有所预警的。日本在1月10日收治第一名轻症患者之后，随着日本厚生劳动省下属国立传染病研究所15日确认患者有新型冠状病毒阳性反应，日本政府旋即在首相官邸的“危机管理中心”内设立“情报联络室”，以便有事及时上报。

但遗憾的是，东京方面其他政要对于迫近的危机并没有足够认知。

日本在野党团和执政党自民党内的反对人士直到2020年2月前还在就安倍借举办“赏樱会”邀请支持者一事大造声势，称安倍“公私不分”、“公器私用”。直到2月上旬时，随着疫情问题逐渐严峻起来，借“赏樱会”批评安倍的声音才慢慢减弱，在毫无意义的争吵中，日本也丧失了疫情防控的窗口期。

其次，日本已在1月15日检出了新冠肺炎的相关特征，但日方在诊断、检测等问题上也呈现了麻木不仁的一面。截至2月13日，日本国内对于新冠肺炎的诊断标准仍停留在发热、呼吸道症状及是否有武汉旅行史三点上，如不吻合，那么患者所患病症便不是新冠肺炎。

于是，随着日本媒体发掘出最新几例患者被感染的经历，该国各界也愈发焦虑。

以2月13日病逝的死者为例，此人在1月22日发病后，直到2月12日时，医院才对其做了病毒检查，在医院的二十多天里，院方甚至没有采取任何隔离措施。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2月13日被确诊的一位医生身上，他在1月31日发热到2月5日接受治疗前，也一直以无隔离姿态在医院内工作。同日确诊的另一名患者，甚至有发热期间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带病前往东京上班的经历。

更糟的是，日本厚生劳动省等机构也在盘查疫情期间为避免恐慌，有意放低标准。日方称，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解释，新冠肺炎在潜伏期间传染的可能性比较低，因此他们在排查患者行动轨迹时，便会忽略病人发热前的经历。

譬如日方在调查一名于2月13日确诊的的士司机病史时，就以该司机发热的1月29日为排查乘车人员的起点，之前的乘客不予排查。但根据日本各大媒体提供的情报也显示，这位司机的岳母早在1月22日就已发病。

1月下旬，中国官方信息已显示，新冠肺炎在潜伏期内具备传染性，加之已经有数百名感染者的“钻石公主号”游轮曾在2月1日于那霸停靠，有大批乘客船员曾离船旅游。在改新闻于2月13日报道播出后，这种情况随即让日本民众愈发担忧，东京市内甚至有数千人拨打求救电话，向专家询问“自己刚刚与中国人擦肩而过，是否会被传染新冠肺炎”。

幸而，疫情尚未大面积爆发，安倍当局仍有收拾局面的机会。

目前，安倍已经发出指示，不仅要求厚生省方面尽快行动，开发出简易的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他还建议日本各大企业应加大产能，尽量确保一个月内能生产出6亿枚口罩。此外，日方还在积极强化对重症病人的救治机制。不过，由于日本全国能够治疗病毒性传染病的医院只有410家，病床1,871张，加之日本政府也不便征用大型私营医院，这使得日方收治患者的进程会大受影响。

此外，安倍当局也在调动自卫队参与救灾，并借新冠肺炎风波，改善自卫队形象。也就在2月13日，日本防卫省即宣布调集“预备自卫官”参与防疫工作。此前，日本自卫队已派遣了小队军医和药剂师和部分现役队员前往“钻石公主号”运送患者，同时参与了撤侨等相关事务。自卫队积极参与救灾等活动，赢得正面形象，这对安倍及此后的日本当局而言，无疑是推动军队正常化的一大助力。

但整体来看，本次疫情病毒虽然暂被命名为SARS-CoV-2，却与SARS不同，感染初期以轻症和无症状为主，而考虑到日本与中国的大量人员往来，安倍政府所面临的考验可能才刚刚开始，而当下日本政府最在意的“能否确保东京奥运会顺利举办”，实则应该是次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