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疫情当前　美国与日本对华态度截然不同

时间迈入2月中旬，爆发于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2019-nCoV）在中方“全面应战”三周后，依旧未见太多起色。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分别在2月1日和9日分别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与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等人谈及中国需采购医疗物资的问题。外界不难发现，北京面前的形势仍是严峻的。
在这个关键的时候，美、日等大国当局在表态“声援北京”时显出的冷热反差就额外突出。

美日两国对中国疫情态度的迥异，呈现了华盛顿与东京在近期对北京的不同诉求。日本方面对中国经济助力的渴求，乃至作为今年7月奥运会承办国的担忧，更使之在疫情期间展示了罕见的“日中亲善”。

而这一切，都是在客观政治、经济环境演进之下形成的必然。

美国的援助与攻势

在中国外交部多次表示“希望（美国所承诺的）有关援助早日到位”后，华盛顿当局终于在2月7日表示，已以政府名义向中国输送了17.8吨的医疗救援物资，由美国民间和企业统统筹备。而在物资援助的同时，美国也在同一时期尝试借助新冠肺炎继续向中国发起舆论攻势。

从1月下旬至今，外界可以发现美国一面口称“帮助中国”，但其主要目的仍在于借贬损中国状态不佳，借以衬托美国应对之有力，当中也不乏一些惯有的直接批评。譬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1月31日与英国外交大臣蓝韬文（Dominic Raab）讨论英美关系的未来时，形容中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核心的威胁”。

此外，美国从武汉疫情升温之初就在“各国应如何应对‘中国疫情’”该问题上主动扮演角色。1月23日，美国率先从武汉撤出其领馆人员，率先提出撤出驻北京大使馆部分人员，率先宣布对中国公民入境采取全面限制措施。面临新冠肺炎疫情，各国政府皆面临颇大舆论压力，由于此前各国对待疫情并没有统一的标准，美国这种措施很快就发挥了指导性作用，被其他国家所采用。

考虑到美国还处于选举季节，特朗普（Donald Trump）当局在此期间甚至还能借此提振选情。因为特朗普在大选年需要政绩，因此，他批评中国不透明、中国应对不佳，总能反衬一下美国做得相对不错，也呼应了美国民间对于“美国仍是最强”的潜在心理诉求，这一点出自特朗普的政治私利考量。

这样一来，美国在面对中国疫情时的心态就呈现了一种对立而统一的状态，他也许愿意提供帮助，但他同样希望中国的发展遇到障碍。

目的明确的“日中亲善”

相比之下，东京方面的态度就大不相同。

相对于华盛顿方面率先撤侨的消极态度，东京方面不仅在1月26日率先与北京方面取得联系，借其外相茂木敏充之口向中国外长王毅称“日方愿同中方一道，共同应对疫情威胁，向中方提供全方位支持帮助”。

到2月4日，中国外交部特别点名日本政府在疫情发生后“就表示将全力协助中国抗击疫情”，还专门强调了日本政府主动与日本地方、企业“向中方捐赠口罩、护目镜、防护服等防疫物资”。

2月7日，日本两大执政党政要，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和公明党干事长齐藤铁夫甚至称“日方愿举全国之力与中方共同抗击疫情”。到2月10日，以首相安倍晋三为首的日本自民党甚至还组织对华捐款行动。加之二阶等日方要人还向北京表示了“日中两国团结合作”等意愿，这种异乎寻常的中日友好甚至让观察人士感觉颇有些反常。

当然，日本此举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就当前国际产业链的局面而言，日本企业与中国企业之间已经形成了高度绑定的关系，譬如日本的汽车产业正是如此。

当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国的整车企业和零部件制造商的生产计划陷入中断，这不仅影响中国本国汽车市场的产销，也对依靠中国供应商供货的日本汽车企业构成影响。如日产汽车即在2月10日指出，由于中国供应链问题，日方将关闭两条生产线。虽然在中国湖北的多处汽车工厂有望在2月14日后复工，但摩根大通等权威机构已指出，中国工厂的停工或减产仍将使日产的营业利润下降约11%。

此外，随着中日间在2018年10月后达成了为期三年，协议规模为2,000亿元人民币（约合287.5亿美元）对34,000亿日元（约合303.5亿美元）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东京的产经人士和分析家们便在东京奥运会即将召开前大谈“新层面的日中合作”。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甚至指出，日本“愿同中方在广泛领域加强合作，包括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

于是，面对着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仍有可能在疫情减退后，于2020年4月访日的客观局面，日本当局有意识构建“日中亲善”的举动就显出了其明确的目的性。这意味着华文世界的观察家和分析人士固然可以借此向东京致以敬意，但东京此举终究也是在特定的政治与经济环境影响下的结果。正如美国的对华态度不佳一样，这一切不是偶然，而是当下客观环境下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