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回音壁：信者恒信，疑者恒疑，智者只讲证据

中国权威医学专家、曾于2003年SARS肆虐时期在广东省主导防治工作的钟南山院士1月20日明确谈及武汉肺炎“人传人”的临床特征。
一时间，从2019年12月30日开始的武汉冠状病毒风波引发大面积讨论。但总体来说，西方学术界尤其医学人士对中国政府仍表现出高度信任和认可，这种态度与西方媒体人士呈现出的将信将疑形成了明确的反差。

西方学术界对于中国在武汉肺炎上的态度并非立刻转向赞许的。在最新一期出版的《科学》（Science）杂志上，一篇题为《中国的新型类非典（SARS-like）病毒引发警报》先强调武汉肺炎疫情“正在退潮”，随后又介绍了中国政府和科学家赢得认可的过程。

在这篇报道中，外界可以发现中国科学家和政府机构可能仍有些迟缓，以至于《华尔街日报》竟能先于中国政府几小时，在1月8日先行发布武汉P4实验室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的消息。这一动向使英国惠康基金会（Wellcome Trust）会长，热带流行病专家法勒（Jeremy Farrar）为首的一些科学家颇为担忧，法勒本人还在10日于社交媒体上抱怨，称中国科学家很有可能会为了能将病毒研究结果发到高水平期刊，从而拒绝轻易共享“重要的公共卫生信息”。

但到1月10日，中国复旦大学和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四个研究小组，分别在全球两个大型病毒遗传信息库发布了六组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也正是基于这种信息分享机制，中国才缓解了此前发布信息迟缓时的被动局面，并在1月12日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好评。

全球知名的科学杂志《自然》（Nature）也因此在1月19日刊登了美国知名血液、病毒专家刘善虑（Shan-Lu Liu）的署名评论《中国的新型病毒需要国际防控》，此文第一句赞扬中国科学家第一时间向全球研究者公布基因组序列的行动，随后指出，此次疫情影响虽有限，但随着时间推移，此次肺炎既有可能因病毒变异而出现“人传人”症状。因此，即便中国当局提高防控标准，但此次疫情的传播仍会因为病毒进化等问题而加快传播速度。

于是，从BBC到路透社，再到《纽约时报》等欧美主流政治、财经媒体，他们也大都在这两种基调下自行发挥。法勒1月12日专门表扬中方在通报疫情上的透明度，以及在“呼吸道感染疾病高发季节，追踪新型病原体”的努力等评论，也频频见于报端。

香港大学的微生物专家袁国勇在前往武汉并返回香港后，于1月21日对媒体表示，中国科学家有了非典爆发的经验，迅速将这种神秘疾病鉴定为冠状病毒所导致。他表示在武汉期间，工作人员向他展示了疫情演变曲线和数据，医生和疫情专家亦都十分配合、透明而合乎科学。至于近日内地确诊数字大增，袁相信是由于内地已广泛应用具针对性的快速测试，且“暂时并非不可控”。考虑到袁氏在病毒研究，尤其是非典冠状病毒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这一定型发言足以说明很多问题。

即便是一贯对北京瞠目相见的《外交政策》杂志，也在1月8日刊发了一篇由两名医学专家撰写的报道《中国防控武汉肺炎的进程值得赞扬》。目前，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也发布通告，给出了“中国卫生官员已经监测了包括医护人员在内的数百名密切接触者的病情，没有发现其他病例”的结论，

当然，《纽约时报》等媒体还是在18日的署名长篇中表示“专家担心，疫情或比政府描述的更严重”。事实上，质疑中国当局或有隐瞒，也是此次疫情开始后的一种常见基调。不少人引用伦敦帝国学院的医学专家们设计的一个传染病学研究模型，并以此模型为基础做了大量报道。

这个模型认为，武汉国际机场覆盖1,900万人口，每日约有3,301人出国旅行，因此，如按中方及相关各国截至1月12日公布的公布病例推算，武汉地区即有可能存在1,700名甚至更多的病毒携带者。

虽然无论是英国学者还是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人员，他们都强调这一分析只是粗略估算，并仍有助于官方计划对疫情的应对措施。但在不少报道中，该估算却被当做是实情，乃至是中国政府刻意隐瞒疫情的证据。

不过，鉴于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在1月20日表示，认为根据目前掌握的有关此事件的信息，不建议对中国实施任何旅行或贸易限制，各国媒体对此事的报道也有所调整，避免以讹传讹及造成恐慌。尽管如此，还是有些媒体是更希望博眼球的。

同样是上述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该媒体于1月20日刊布一篇署名文章《你该在武汉病毒面前感到多么惊惧？》（How Scared Should You Be of The Wuhan Coronavirus?），文章开门见山地告诉读者“中国政府发布的信息令人怀疑”。作者帕尔默（James Palmer）是《外交政策》的资深记者，曾于2018年哭诉“自己在新疆的线人全部失联”。虽然帕尔默也强调社交网络上那些“声称武汉医院到处都是受害者”的文章和故事是未经证实的谣言，但他还是认为“中国政府的提供数字绝对令人怀疑”，而中国的“不透明”和对春节期间国民经济总值（GDP）的需要，更将让当局“对健康危机轻描淡写”。

事已至此，通过对医界和媒体对此次疫情的报道，可以发现北京此次对疫情的处理，似乎正令专业人士刮目相看。当然，当问题不再局限于疫情，而是上升到意识形态，那就是另一回事。

信者恒信，疑者恒疑，智者只讲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