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阿拉伯之春．埃及篇】军队经商镇压暴乱幽灵　埃及的最大启示

自2011年“阿拉伯之春”引发民变之后一蹶不振的埃及，在2020年终于展现出一些迹象，似乎正逐渐回到中东政治、经济乃至军事领域的中心。

譬如在1月17日前后，沙特国防副大臣哈立德·本·萨勒曼（Khalid bin Salman）甚至飞抵埃及，希望得到军援。这比起2014年埃及总统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刚上任时接受沙特军援的局面就显出了天壤之别。

事实上，埃及当局的能力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接济沙特，也就在1月16日前后，埃及当局还突袭了土耳其官方媒体“阿纳多卢通讯社”在开罗的记者站，并抓捕四名相关人员。

对此，土耳其方面大发雷霆。资料显示，安卡拉当局自从“阿拉伯之春”后就一直是埃及国内老牌反政府组织“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的最大后台，就已故的埃及前总统穆尔西（Mohamed Morsi）之死，土耳其方面还一直在他死后的半年内于埃及继续制造声势，加之埃及与土耳其还在近期的利比亚内战刀剑相见。塞西当局不惧对峙的底气之足便可想而知。

在此基础上，埃及军方在与“穆兄会”的小规模武装斗争中已基本占据压倒性优势，该组织近年来已有至少16,000人到41,000人被军方捕杀。可以想象，开罗对土耳其还会有更多大动作。

对塞西来说，他治下的埃及也许不符合西方眼中的“民主”国家的标准。但是，“阿拉伯之春”在埃及的爆发本来就和西方式的“民主”没什么关系。分析认为，埃及已成为从经济角度观察“阿拉伯之春”前后相关正常国家命运的一个范本。

在危机爆发前，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当局虽然让埃及在从1981年到2011年的30年间实现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显著增长，使之达到2,600美元，远高于同期印度的1,410美元。但埃及的实际工资水平并没有在穆巴拉克当政的30年间上升，其最低工资标准26年未变。到2008年，随着埃及通货膨胀率升至20.2%，这一高通胀水平延续也一直延续至今。

当穆巴拉克当局试图在2010年末尝试“新自由主义社会政策”，以取消社会保障、减少粮食补贴来开源节流时，面对当年全球小麦涨价16%的局面，民变就爆发了。

同理，穆尔西和穆兄会当局也没有自己的经济纲领，很多穆兄会出身的经济官员甚至萧规曹随地使用穆巴拉克时代的经济政策。这使得穆尔西的一年执政不能解决埃及经济的脆弱结构。埃及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由5%降到1.9%，外汇储备由332亿美元降到135亿美元，青年失业率也高达30%。为此，他们遭遇和前政府一样的命运就成了某种必然。

相比之下，塞西对埃及经济模式的调整就显得很有意义。在塞西成为总统的四年里，埃及军队持股的公司持续壮大，这引发了当地商人和外国投资者的兴趣。

资料显示，自从2014年塞西总统上任以来，埃及发展了数十家军工经商的企业。目前，很多埃及军方持股超过51%股份的公司正在该国全境大举进行建设。这其中包括建筑、房地产及旅游等领域，譬如开罗从2015年在其城东修建的行政新区就是一家军工企业斥资450亿美元修建的。

为此，一些埃及商人和外国投资者对此有所不满，他们对军方接手此前由“私营部门”来进行的经济活动感到不快，因为埃及政府为军工企业提供了税收和优惠政策。路透社等机构也试图“揭露”埃及军队经商的“不公平行为”。到2017年9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还发出警告，称埃及私营部门的发展和创造就业的活动“可能会因国防部下属实体也参与同样的活动而受到严重阻碍”，但这一系列问题并不妨碍埃及军队经商的规模逐渐加大。

目前，埃及军事生产部、国防部和“阿拉伯工业化组织”三家单位承担起了埃及军队经商的主要任务。在2016年时，这批企业甚至提供了埃及GDP的3%。当埃及手榴弹工厂转行生产涂料、化工制品畅销全国，埃及火炮工厂转行生产厨具、餐具、发电设备并行销海外时，埃及军方也在稳定环境之后找到了新的合作伙伴。

在2017年后，埃及军方已经开始和阿联酋、沙特甚至中国建立了新的合作，这让西方人士不免有些不快。可当这支军队得到了来自沙特和阿联酋的财政支持，以及来自东方的资本时，西方各强国对此倒也无话可说：当美国对埃及军队的援助只有“每年13亿美元”时，他们也难得有更多的发言权。

而今，埃及的普通人们可以在熙熙攘攘的开罗各个广场上看到某种特别的景象：人们会排队购买由军方开着卡车来出售的低价肉和其他食物。

考虑到塞西已指示军方进入食品行业，要求“武装力量可以提供更多的鸡肉以降低食物价格，保障人民生活”，这对于仍在欧美国家布置的百年涸辙中的埃及，无疑是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结局。尽管埃及军方会抱怨“军官的自尊难以接受士兵卖鸡腿”，但考虑到2011年时埃及连平价面包都买不到的情况，有鸡腿总是好的，活下去终究比什么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