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约峰会】马克龙的妄言　法国人的恐慌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简称北约）的年度峰会于12月3日和4日在英国伦敦展开。然而一如内部冲突愈发激化的七国组织（G7）峰会，此次北约峰会的气氛也并不融洽。有人诙谐比喻，“法国不满于美国和土耳其，德国不满于法国，特朗普最不满于法国但也不满于北约所有人，北约所有人又皆不满于特朗普”，这固然是笑谈，却也颇为生动地展现出了北约内部的分歧。

这些分歧是早而有之的，但至少各方还努力地维系着政治正确，维系着组织和谐。而那位撕裂这层和谐外表，令各种分歧在此次峰会再难遮掩的人，还是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以及他不久前那句“北约已经脑死亡”的言论。

马克龙的“妄人妄语”

10月底，马克龙在接受《经济学人》专访时，以最为平静的语气讲出了最为激进的话：北约当初成立是为了应对华沙条约组织（Warsaw Pact），而今随着苏联的解体，北约已然成为“美国为欧洲提供安全保障，欧洲购买美国商品以作补偿”的跨大西洋关系，至少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人是这样审视北约的。马克龙继续说道，法国绝非为了这种合作关系而加入北约，“北约已经脑死亡，一边是美国独自做战略决策不与盟友协调，一边是土耳其自顾自地发起攻击性行动……虽然北约依旧能有效指挥军事行动，但在战略和政治维度，我们必须认识到当下的问题”。

自从该专访于11月7日刊布，“北约脑死亡”就成为了各方聚焦的核心词，并在过去一个月内引起了众多政界人士的口诛笔伐——以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为例，她先在马克龙该言论刊布后第一时间发表批评与不认同，遂又在11月27日德国联邦议会一般性辩论演讲中谈及北约的意义，表示现在欧洲仅靠自己无法自卫，德国为北约承担更多责任都是正确的。

然而，据美国政治媒体Politico报道，“许多欧盟官员私底下都认为马克龙的抱怨大抵正确”。事实上，不少欧陆小国之所以加入北约，也确实是为了获得军事安全保障，而近年来的北约峰会也确实一直纠结于军费等问题，而在战略决策维度缺乏协调。

不过，无论是出于观点差异或是对美国的顾忌，各北约成员国都选择了更为圆滑的措辞。唯有这素有自负名声的马克龙，再度摆出了孤傲的一面。诡谲的是，人们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如果说欧洲各国中有谁最可能站出来说这种“不中听”的话，那也就只能是法国了。

回望这一切纷争的源头，那场10月底的《经济学人》专访，马克龙在富丽堂皇的爱丽舍宫中，与记者侃侃而谈一小时有余，从防务、欧美关系、5G、欧俄关系一直聊到政制模式和欧盟（EU）整合，“北约脑死亡”绝对不是重点。从该专访中，人们能明显地看到他对横向的现况以及纵向的前景之审思，而贯穿全文的，则是他对法国乃至欧洲独立自主的追求。

这对法国而言并不新鲜，毕竟自五十年前的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开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总统们便秉持着同样的独立自主的思维。

固执的戴高乐 坚定的继承者

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的童年玩伴、先后担任驻英、驻苏大使的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无论到哪里都受到恭敬的接待。在英国，他与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于乡下别墅闲谈；在苏联，他与斯大林（Joseph Stalin）长谈于克里姆林宫。可是据哈里曼在回忆录中写到，他曾与戴高乐同乘飞机，戴高乐对他爱答不理，俩人几个小时里竟然聊不到三句话——戴高乐就是这样一个孤傲的人，这种性格也让他的从政之路较为坎坷。

1944年，荣归巴黎的戴高乐本以为可以领导法国走向复兴，但是很快便因不谙政治斗争，被第四共和国老练的政客们排挤，被迫于1946年宪改公投失利后辞职，一隐居便是十二年之久。到了1958年，第四共和国在越南遭受奠边府战役惨败，在中东的苏伊士战争草草失败，阿尔及利亚也开始独立运动，在国内各政客更是沉溺于权斗。在这种情况下，戴高乐抓住了这个东山再起的机会，把法国政制从头开始重塑。

戴高乐还重塑了法国外交。194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原子能法案》，标志着美国核垄断政策的确立，令直接参与美国核武开发工作的英国和加拿大心生嫌隙，更让戴高乐“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加速独立自主的核武开发，最终于1960年原子弹试爆成功；1964年，戴高乐又顶着美国的压力，成为第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西方大国；1966年，有鉴于彼时深陷越南战争和美苏争霸的美国，以“法国绝不能将其赖以生存的国防交予外国保护者，因为外国终究不可靠”为由，退出了北约指挥架构，只保留参与权，并大力发展陆海空三军，以至于法国今天仍是北约唯一一个不在“核计划小组”中的成员国，其核政策完全独立于北约之外，更有欧盟少有的独立健全的军工工业。

很大程度上，戴高乐主义的外交政策也一直得到其继承者们的延续。

面对迫不及待想要缓和美法关系的美国，法国前总统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一面欣然配合，一面保持军事和外交独立，乃至于1973年9月以身患癌症之身成为首位访华的在任西欧国家元首。另一位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Giscard d'Estaing）则毕生支持“欧洲合众国”，于任内和西德总理共同主持起草《欧盟宪法条约》，倡议建立欧洲货币联盟，为欧元奠定了基础。从1981年执政到1995年的法国总统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在国防、核武、对非关系、欧洲一体化和对英对美关系等问题上都一贯强调法国和欧洲的独立，甚至在对华政策上不顾美国游说，于1993年与中国草签《中法联合公报》，终止法国对台军售。执政于世纪之交的法国总统希拉克（Jacques Chirac）则坚持法德同盟，在美国独大的后冷战时期为法国及欧洲力争一席之地，并在2003年美英联军入侵伊拉克时在国际社会高调吹起反战号角。

到了马克龙时代，他在2017年9月发表欧盟愿景演说中直言“当前挑战生死攸关，曾保护欧洲蓬勃发展的海堤已被淹没。我们只能沿着唯一道路前行：重新建立独立自主、团结和民主的欧洲奠基”。为了这个愿景，马克龙提议2020年成立“欧洲军队”、设立统一财长和预算，并在环保和移民等诸多问题上进一步统筹规划。这些愿景和倡议固然甚难落实，却反映出马克龙不愿“居人篱下”，追求法国人和欧洲人自己“当家做主”的执念。

这种对独立自主的孤傲与执着，可谓是历任法国总统一脉相承的特征。

哲人的忧虑

从外人的角度来看，法国人总给人“傲慢”的印象。事实上法国人自己对此也不讳言，毕竟他们确有孤傲的资本。法国是欧洲未经历文化断层的最古老国家，其文化和语言对西方文化影响深远，法文在一战前的两百多年里一直是西方世界的通用语言；现代民主国家的概念亦是根植于法国。撇除这些文化资本不谈，当代法国严苛的教育体系和激烈的社会竞争，更是巩固了“强者生存”的自傲心理。

或许也正是这种“容不得自己不如他人”的心理，才让马克龙向《经济学人》发出“欧盟可能会从地缘政治层面消失”的忧虑。

他忧虑的是欧盟因经济状况而“南北分歧”，因移民问题而“东西分裂”，这两个问题又让欧盟各国变得愈发难以治理，以至于选举组阁困难、少数党政府执政愈发成为普遍情况。而当马克龙念及这些欧盟的危机，再联想到国际地缘正愈发向“中美G2”转移的趋势，就更让他担忧欧盟竞争力式微，“如果我们不针对这些危机做点什么，欧盟将很可能从地缘政治层面消失，或是至少不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

正因这种富有哲学色彩的审思，马克龙才一再声称“我们正经历西方霸权的终结”，强调“自主战略”，力推欧盟整合，乃至独立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尝试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深化与中国的合作。

很多人会说，“法国依旧做着不切实际的昔日大国梦”，但是在这深深的执念背后，或许是一种恐慌，恐慌的并非“今日的我只是昔日的阴影”，而是“今日的我远未发挥潜力”。这不仅体现在法国人平时展现出的孤傲姿态，更体现在马克龙的忧虑，以及他历任前辈对法国乃至欧洲独立自主的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