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有话说】“初心”与“大变局”：习近平的两个大叙事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近年来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说法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国晚清时期洋务运动领袖之一李鸿章所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形成呼应。目前中国学界对于“大变局”的讨论有逐渐升温的态势，但研究成果的广度与深度难言令人满意，而国际舆论对这一话题的反应要更加滞后。
为此，《香港01》专程采访了多国专家学者，就是否存在大变局、大变局如何发生、大变局的未来走向等问题与他们展开对话。
系列采访文章共七篇，本篇为第六篇，访谈对象为中国知名国际问题学者庞中英。

01：中美上海谈判结束后，贸易战不仅没有缓和，反而因为特朗普宣布新的加征关税、人民币汇率“破7”、美国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等新变化，中美似乎要拉开架势将贸易战升级为金融战、货币战。即便美国已决定推迟加征关税的时间，也被普遍认为并非是向中国递出橄榄枝。而香港的暴力示威则愈来愈频繁地被特朗普提及，中美在香港的角力亦考验着中国政府的智慧。
从中国领导人“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述来看，很多人认为中美博弈最能体现“大变局”。但我们认为“大变局”也绝不仅限于中美，而是蕴含了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国际关系范式转移的诸多形态。
你认为当下存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吗？

庞中英：关于“大变局”这个话题，现在中国的国际关系学术界开始有越来越多的讨论。我也注意和收集了几篇以“大变局”为题目或者为背景的论文。

不过，在我看来，目前的这些讨论基本上是属于注解性质的，并没有真正回答“大变局”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会在现在出现这样的“大变局”。我自己觉得这个说法的提出可能是基于中国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的考虑。

中国的内政，或者用“国内事务”（domestic affairs）这个词更确切一些（因为内政不仅是政治，而且经济、科技、教育、社会，等等），被用的最多的官话是“初心”。要求回到“初心”事实上本身就代表着正在驱动着一种变化，而且是一种很大的变化，大到可能需要纳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框架去思考。

那么到底什么是“初心”？我学习不够，没有发现“初心”的确切定义。是近百年前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那个“初心”，还是70年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个“初心”？是（中共）延安整风时期的“初心”，还是1978年改革开放的“初心”？

但无论如何，对“初心”的要求和追求，已经明示了一种内政方面的变化。

对外政策方面，我觉得“大变局”本身已经是一个“大叙事”（narrative）。这是对世界局势的大判断。中共有判断世界局势的传统。在“大变局”提出前，一般用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或者“发生了深刻变化”等说法。

“初心”也可能是与“大变局”一样的大叙事。

“初心”和“大变局”两个大叙事，一个概括了中国官方推动的国内局面，一个概括了中国面对的世界局面。但若是把“初心”与“大变局”结合起来看呢？

而现在的问题是，无论是已经有的学者的讨论，还是官方宣传系统所讲的东西，都没有说清楚“初心”和“大变局”到底是什么、到底意味着什么，也就是说，究竟什么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许不同学科或知识背景的人，对“初心”或者“变局”的解读应该不同，我作为一个研究国际（世界、全球）问题的学者，其实，和你们媒体一样，也想问：究竟什么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里首先涉及到一个判断，在世界范围内，是否存在这样一个“大变局”？是否正在发生一个足以称为“大变局”的世界变化趋势？

美国民粹主义的特朗普政府上台，一般是“大变局”的证据。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折腾了近3年的时间，更是支持了“大变局”的判断。美国国内则有关于“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是否终结的讨论。参加这个讨论的重量级人物很多，美国外交关系学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会长哈斯（Richard Haas）曾写过多篇文章，里面认为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已经“逝去”了（rest in peace）。基辛格似乎也有相类似的观点。根据媒体报道，2018年11月，基辛格在访华时感叹中美关系“回不去”了。他最近一次来北京说的是“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要重新定位。两国都在变。”

中美关系的变化可能是“大变局”的主要依据之一。中国官方说的“初心”其实与“回不去”不一样，是可以变回去的意思。说起这个话题，需要提到此前不久参加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竞选的前美国副总统拜登（Joe Biden）。他就与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不一样，所持的是“可以变回去”的世界观。

拜登不承认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已经终结了，说现在给它致悼词还有点太早。他7月11日在纽约的“外交政策演讲”中非常明确的表示，要恢复特朗普以前的美国对外政策。拜登的这一言论在美国国内受到一些嘲讽和不以为然。但我们不妨比较一下基辛格的“回不去”论和拜登的“可以回去”论。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关于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终结的美国论述中，都包括一个重要的美国之外的因素，那就是全球化，尤其是变化了的中国。

对“大变局”是社会科学领域的长期研究对象。尽管关于社会科学的宏大理论的研究越来越少了，但是，这样的研究在今天仍然是需要的。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著名学者波兰尼（Karl Polanyi）研究世局变化的结果反映在他1944年出版的《大转型》一书（《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以美国为首的抵抗法西斯主义力量在世界范围的大胜利、联合国的建立代表着“大变局”——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现在是否又处在类似这样的大变化之际？

01：全球的权力秩序转移是当今世界诸多变化中的一个侧面，但如果从“整个国际体系正经历范式转移”的宏观角度去观察，将其中的中美之争、欧洲撕裂、新兴经济体崛起等表现形式，和财富权力的转移、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等内在逻辑，以及民主自由价值观遭遇挑战、信息时代对社会空间的全面改造等深层线索，统统纳入关照范围，是否会让“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说法有更多合理性？

庞中英：这就取决于我们的定义了，定义是学术研究中最重要的东西。所谓变化是绝对的。1989年以来的30年、1945年以来的74年，世界大的变化是很多的，可以罗列很多。所谓变化，都是以前没有存在的过的。新东西很多，不用说大家也都同意，在这点上没有异议。问题是，我们是否到了“大变局”，而且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地步？

在我看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肯定不仅仅指涉科技革命之类的，而是就像我刚才说的，一个是内政角度，一个是外交角度。在外部变化中，对美国的变化（包括美国外交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的变化）的判断以及中国对美政策的变化，可能在全部“大变局”中是主导的。

01：如果再联系人类历史上的两次世界大战、三次工业革命，“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百年”这个词能否帮助人们理解什么是“大变局”？

庞中英：这正是我想说的，“大变局”中的一个关键词就是“百年”。“百年”不仅是生活中常用的词，在人文社会学科里也是一个常见的思考维度。这是“百年思维”。可能在世界范围内，“百年思维”是一种普遍现象。

2014年是一战爆发100周年，2018年是一战结束100周年。在欧洲，尤其是法国，举行了很多活动纪念这些100周年。而2019年，又是各种各样非常重要的100周年，有的事件国内也很熟悉，有的则提到的不多，例如，2019年是国际联盟（The League of Nations）成立100周年（记者注：国际联盟，中国在民国时期曾简称“国联”，成立于1920年1月，解散于1946年4月）。

中国方面，从1919年“五四”运动算起，到2019年也是100年。“五四”百年，自然引起中国学者的百年思考。其实，早一点在2012年，辛亥革命100年，中国学者就以“百年”为时间单位了。类似的例子还很多。

中国学者现在开始讨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事实上国外学者以“百年”来思考世界的变化要进行的更早。最有名的就是哈德逊研究所的学者、现任美国对华政策顾问的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2016年出版了《百年马拉松：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秘密战略》一书。这本书对目前特朗普政府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的政治学者和研究中国问题的江忆恩（Alastair Johnston）教授对白邦瑞的《百年马拉松》做了一个系统的批评，发表在英国著名国际安全研究期刊《生存》2019年3月号上。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Martin Wolf）今年6月5日发表了一篇惊人的文章：《中美百年冲突》（The looming 100-year US-China conflict）。这篇文章透露，“美国的经济、外交和安全政策统统开始把与中国全面敌对竞争作为核心原则”，“目标是确保美国（在未来很长时间）的（地球）主宰地位”。沃尔夫说，这是美国的“新思潮”，“将中美关系限定在零和冲突的框架里”，把中美关系“指向了长期冲突”，“有可能莫名其妙地演变为一场全盘冲突”。

以上我提到的种种 “百年”话语、“百年”叙事，只是“百年思维”中的几个代表，还有很多“百年”，就不一一列举。

为什么会有"百年思维"？以“百年”为时段“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是一个长时期的研究途径。但是，“百年思维”也可能造成一种过度的简化；站在今天认识昨天，可能顾此失彼，或将得出经不起推敲和检验的结论。

假如以1918或者1919年到今天的“百年”为思考方式（这一个“百年”显然是以欧洲为中心或者西方为中心的），那么这100年，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大的变化？需要强调的是，真正的变化都是“前所未有”的，只有具备“前所未有”的属性才能代表真正的变化。那么在这个前提下，世界在不断变化的同时，又有哪些东西看似“变化”了，但实际并没有改变？

我们看到，有一些东西很顽强，是旧有的，是延续下来的，并不是今天才有的。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又看到了一些似乎已经成为“过去时”的东西（如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或者全球化学者认为“国家的作用”下降了）重新回来了，例如，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极端主义，这些都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在“百年”前就有了。如今，这些一度消失的、被“解构”了的东西，再次回到了世界生活的中心。有人认为这些东西是解决我们的世界现存问题的方法、方案。这是十分荒谬的，是令人担心的。

当我们以这个标准来考察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大变局”，我们可以说，1945年肯定是一个分水岭。1918或者1919年，到1945年，这是一个世界危机和世界战争的年代，和平不过是战争的间歇。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经济民族主义是经济的政治化和军事化（帝国主义也号称经济民族主义或者经济爱国主义）。1945年诞生了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体制（多边体制）。联合国是植根于厚重历史（尤其是欧洲历史）上的全球主义的产物，是现代意义上的在国际层面上对超出一个国家的问题或者挑战的治理起源，所针对的问题可能是国际的、区域的或者全球的公共问题。关于人类发展的概念，就是联合国诞生以后的知识、政策和价值。

但是，联合国在长达40多年的美苏冷战中并没有发挥出其设计的原初使命或者目标。只是熬到了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才在冷战结束的条件下，寻求大的“改革”。同时，进一步超越联合国的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被提出、被强调、被探索。1994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生效。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取代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这些都是在“冷战后”迈向全球治理的重大步骤。

可惜，在1991到2016年为期25年的“冷战后”时期，“联合国改革”并不成功，将联合国“现代化”的一次宝贵机会被错过了。而全球治理中的各项内容，包括声势浩大、耗资巨大的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不是处于缩水状态，就是举步维艰。尤其是，如今在诸如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所产生的压力之下，这些全球治理实践，都面临着倒退的危险。

但这里必须要问的是，全球治理的倒退趋势，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极端主义等曾经式微的思潮回潮，是否意味着世界真的又到了一个百年不遇、前所未有的大转变的时刻？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西方领导人在纪念一战终结100年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说现在世界正面临大变局，他们可能在强调历史的继续、延续，而中国这边在强调变化，这个很有意思。

01：所以你如何看待国内围绕“大变局”的讨论？

庞中英：中国国内现在对于“大变局”的讨论还是非常初步的、不充分的，基本上都是在做出某种解读或者赞扬、肯定，更多属于政治表态的范畴，而不是按照学术逻辑，研究今天的世界和中国是否确实面对“大变局”这样一个局面——不管这个“大变局”如何定义。

现在不管是公开发表的文章，或者在研讨会上说的这些东西，大家都是异口同声的认为现在是个大变局。沉默的大多数还没有关注到这个题目。

这是很有意思的题目，非常值得我们去问：现在是不是一个大变局，是谁的大变局，或者这个大变局是怎么形成的？这个大变局“长什么样子”？从哪些指标上去分析这个大变局？

不能仅仅是说因为技术进步了、更多的科技形式出现了，就是“大变局”；不能因为特朗普这样的民粹主义领导人带来不同以往的政策和治理，就是“大变局”；不能因为有人要用过去被证明错了的方式来解决今天的问题，就是“大变局”。

与之类似的是，今年是“五四”100周年，可在学术界，我并没有看到什么深刻讨论，相当于把“五四”100年这个机会给浪费掉了。“五四”的精神是什么？是整个国家要现代化，是要远远超越旧秩序、要建立新的秩序，以一种青年精神推动中国变革、推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再造，是代表一种综合性（comprehensive）和进步性（progressive）的东西。“五四”不仅是为了国家的富裕和强大。“五四”的“初心”，我们是否要拿出来看看？

01：富强不就是现代化的目标吗？

庞中英：现代化肯定不仅仅包含这一样东西，我们现在讲的富强指的是实力，有航空母舰，有高楼大厦，有高速铁路，但是在精神、文化、制度等“软”的层面现代化显然还有更多意涵。

“大变局”也是一样，因为缺乏充分、深入的讨论，让人说不清“大变局”的含义。回到“初心”？是否“回得去”？“初心”又是什么？“初心”就是正确的“心”？

以对待国际秩序的态度为例，中国过去强调的是革命国际秩序，后来不革命了，要改革国际秩序，而现在则变成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要全球治理，要发起建立国际组织。这中间的演化，百年来的演化，是非常复杂的。

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多的讨论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