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总裁还需要欧洲人来当吗？

即将接任欧洲央行行长的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将于9月16日离任。各国预计将于9月初完成其接任人选提名，并在10月完成任命。

由于二战后美欧之间的共识，IMF总裁一直由欧洲人担任。因此，此刻欧洲各国都在磨拳擦掌，希望寻得共识人选。

然而，IMF成立近74年后的今天，全球形势与当年相距甚远，这种美欧主导世界经济秩序的习惯，还值得保留吗？

欧洲内部瓜葛　未见人选共识

IMF总裁由24名成员组成的执行董事会提名、筛选，并按各成员所代表国家的投票比例，以多数决选出。不过，总裁人选通常也因惯例而“众望所归”，因此全体共识是总裁任命过程的目标。

目前，欧洲各国已将总裁人选收窄至一个三人名单。一是保加利亚籍的世界银行行政总裁格奥尔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二是荷兰前财长迪塞尔布洛姆（Jeroen Dijsselbloem）；三是芬兰央行行长雷恩（Olli Rehn）。

然而，各国却未能就人选达成共识。首先，获得法国支持的格奥尔基耶娃年纪超过IMF总裁人选向来65岁的上限，因而后者必须为她的任命改制，然而如果年纪限制能改，何不以声望更高、即将离任的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Mario Draghi）转任？

其次，迪塞尔布洛姆与雷恩皆属主张财政紧缩政策的“新汉莎同盟”（New Hanseatic League）国家，不但难使南欧国家接受，更可能收回拉加德掌管IMF八年期间不再一味硬迫受助国财政紧缩的做法，使IMF声名再次受损。

欧洲无共识之际，有人就提出不如以即将离任的英伦银行行长卡尼（Mark Carney）接替。不过卡尼虽有爱尔兰及英国护照，却生长于加拿大，也许会被认为“不够欧洲”，成为欧洲各国对其提名的一大顾虑。

新时代下的“不合时宜”？

目前，二战后的多边主义秩序被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政府逐一打破，欧盟却想继续“活在过去”。例如在本年初的世界银行行长的任命上，虽然美国提名曾力批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多边主义机构、紧从特朗普意识形态的前美国财政部国际事务副部长马尔帕斯（David Malpass），可是欧盟却为保“世界银行归美国、IMF归欧洲”的传统，让马尔帕斯的提名顺利通过。

然而，这种墨守成规的做法，除了不合时宜之外，也是欧洲国家的固步自封，于逐步被破坏的多边主义国际秩序更是无益。

据IMF的统计，包括美国、欧洲大部份国家在内的先进经济体（Advanced Economies）在全球经济生产总值的份额，已由1990年的63.79%，大跌至2018年的40.53%；而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则由36.21%升至59.48%。由于后者经济增长长年快于前者，这种经济实力逆转的形势只会持续不断。

在此等情况下，盲目的以国籍为IMF总裁人选的先决条件，其实已是不合时宜，更让某些国家政客将IMF打为西方霸权的批评能延续下去。

同时，当下的IMF正在向阿根廷提供史无前例的560亿美元供款，而阿根廷本年底的大选中将面对反IMF政治势力的挑战。在此等情况之下，再由欧洲人“世袭”总裁一职，只会导致更大的政治反弹，甚至令此次救助失败告终。

欧洲以外　人才济济

当然，如果欧洲能提供一个全球众望所归的人选，我们绝对不应反对。可是，目前欧洲国家的提名过程，似乎只是以国籍先行。这样的做法才有问题。

反观世界各地，其实不乏有能力又有声望担任下届IMF总裁的人选。在亚洲各国，有新加坡国务资政兼金融管理局主席尚达曼（Tharman Shanmugaratnam），亦有印度央行前行长、IMF前首席经济师、现任教芝加哥大学的拉詹（Raghuram Rajan）——虽然后者未必能得到现届印度政府支持。

在拉丁美洲，则有墨西哥央行前行长、现任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总经理卡斯滕斯（Agustin Carstens）。此君若得接任，相信更能与阿根廷政府交涉，有助IMF这笔巨额供款之成。

当欧洲以外人才济济，欧洲各国又因区内利益瓜葛而僵持不下，何不一鼓作气的推翻这个二战后的传统，主动推举非欧洲人担任IMF总裁，在新时代以新方法彰显多边主义国际秩序的公平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