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天闪电垮台　叙利亚为何成为俄罗斯与伊朗的阿富汗？

经历11天闪电攻势，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在12月8日攻占大马士革，阿萨德（Bashar al-Assad）政权正式垮台。

回顾11月27日开始的一系列发展，这场冲突由沙姆解放组织（Hay'at Tahrir al-Sham，HTS）发起，引发各路武装趁乱出击，包括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力量（SDF）与叙利亚自由军（SFA）、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国民军（SNA），是2020年3月伊德利卜（Idlib）停火以来，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的首波大型军事攻势。

没想到2天之后的11月29日，叙利亚第二大城阿勒颇（Aleppo）就已沦陷，反政府武装接著朝哈马（Hama）推进，并在12月5日迅速攻占该地，接著是6日的代尔祖尔（Deir ez-Zor）、巴尔米拉（Palmyra）接连失守，7日反政府武装已经推进到距首都大马士革（Damascus）10公里的范围内。12月8日，连通叙利亚西岸俄军基地的重镇霍姆斯（Homs）沦陷，叛军也于同日攻占大马士革。

之后发展就是一连串墙倒众人推：阿萨德搭机逃往莫斯科、由俄罗斯提供政治庇护，叙利亚陆军司令部直接公告“阿萨德政府已经结束”，总理穆罕默德·加齐·贾拉利（Mohammad Ghazi al-Jalali）则宣布自己准备“与人民选出的任何领导人合作”。这场变天意味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阿萨德政权13年飘摇的终结，也是巴沙尔·阿萨德本人24年统治的终点、阿萨德家族54年掌权（从1970年纠正运动起算）的落幕，以及叙利亚复兴党政权61年历史（1963年起算）的句点。

只是从目前叙利亚内部军阀林立、且背后各有外国势力来看，叙利亚的一统恐怕暂难实现，基本上这也是“阿拉伯之春”后多数政权垮台国家的共同结局：除了埃及仍由军政府回锅统治外，利比亚、也门、叙利亚基本都沦为大国竞技场，国家整体惨遭内战撕碎，冲突的停火与复燃也要受大国博弈调动，例如2023年的也门停火，就是沙特与伊朗缓和的直接结果。

叙利亚内战当然也是同样道理。现在的一夕变天，虽有各路叛军“乱拳打死老师傅”的氛围，关键却还是两个国家的分身乏术：2013年后加入叙利亚内战的伊朗，以及2015年后一路扶持阿萨德的俄罗斯。而导致这种“分身乏术”的关键，其实就是2022年与2023年先后爆发的两场战争：俄乌战争，以及新一轮以巴冲突所催生的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冲突，再加上叙利亚政府军几近投降的迅速溃败，俄罗斯与伊朗因此见证2021年“阿富汗变天”在叙利亚上演。

俄罗斯与伊朗的叙利亚棋局

首先回顾俄罗斯与伊朗对阿萨德的支撑结构。

第一个关键节点就是2013年春天。当时库尔德武装已经攻占叙利亚东北大片土地，沙特等海湾国家支持的反政府武装则占领阿勒坡等北部大城，美国也采取“远距遥控”策略维持影响力：为各路武装提供军火与资金援助，但不直接军事介入。

基本上阿萨德政权这时就已风雨飘摇、接近垮台，但伊朗的介入让叙利亚政府成功续命：德黑兰先是通过黎巴嫩的地缘孔道，把真主党武装部署到叙利亚，接著就是调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前往叙利亚战场参战，最后成功挽救阿萨德政权的覆灭危机。

至于伊朗出手的考量，一来是要阻止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全面宰制叙利亚战场，二来是要打造连接伊拉克、黎巴嫩的陆上通道，让自己支持的各地武装更能协同作战，成为伊朗的国土屏障与在中东的战略棋子，也就是今日“抵抗轴心”（Axis of Resistance）的源起，且阿萨德政权正好孤立无援，只要伊朗抢救成功，前者基本就只能对德黑兰言听计从。

不过结果证明伊朗的支持有其极限，2014年后叙利亚战场变局再起，阿萨德政权再次飘摇，且这次对手不是大国代理人，而是一股发自叙利亚、伊拉克的真空突变：伊斯兰国（ISIS）。这股势力不仅大量吞噬库尔德武装的领地，也吸引不少反政府武装带枪投靠，并在重挫叙利亚政府军后，成功占领叙利亚三分之一领土，甚至在拉卡（Raqqa）建立“首都”。这种局面连德黑兰都无计可施，阿萨德只能向莫斯科发出求救信号。

而从俄罗斯的立场出发，叙利亚是塔尔图斯海军基地（Tartus naval base）所在地，这是双方在冷战时根据1971年协议所建，也是俄罗斯在地中海的唯一维修和补给点，有了塔尔图斯，俄罗斯军舰就能不经土耳其海峡（Turkish straits）返回黑海基地，叙利亚的重要性也由此可见；另外，美俄关系在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持续恶化，普京（Vladimir Putin）或许当时就有“推翻美国主导单极世界”的想法，在这个背景下，叙利亚刚好能做俄罗斯辐射影响力的中东支点，阿萨德的“反恐”邀请更让莫斯科师出有名。

因此2015年8月起，俄罗斯便开始向拉塔基亚（Latakia）附近的空军基地调动俄制战机、T-90坦克和大砲，同时部署地面作战部队，俄叙两国也在同月签署条约，开放叙利亚的赫迈米姆机场（Hmeimim airport）供俄罗斯使用。9月，俄罗斯黑海舰队军舰开抵地中海东部地区，俄罗斯更与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在巴格达成立联合信息中心，协调打击“伊斯兰国”，等于直接在美国领导的联军系统外建立行动核心。

2015年9月30日，俄罗斯国会通过在叙军事行动议案，俄军也在同日开始猛烈空袭，力道远超西方联军：截至2016年2月下旬，俄罗斯平均每日空袭60次，美国领导的西方联军则是每日平均7次；2016年3月俄罗斯撤出主力部队时，俄军已在5个半月内进行了9,000多次军事行动，帮助叙利亚政府军占领400多个城镇，收复10,000平方公里以上失地。

而这就是阿萨德政权死灰复燃的第二个关键节点。在俄军的大力协助下，叙利亚政府军终于在2016年底夺回阿勒颇在内的北方大城，并且开始收复西部地带；2017年，叙利亚政府推动农村行政区划调整，昭示政权的再巩固；2018年，政府军首次夺回首都大马士革郊区，并收复全国大部分西南地带；2021年5月26日叙利亚举行总统大选，约有78.6%的民众参与投票，阿萨德则以95.19%的高得票率连任，开始自己的第四个7年任期。

整体来说，俄罗斯与伊朗的合作结构是阿萨德政权的存续基础，且如果不是当年伊朗、俄罗斯的先后入局，现在的叙利亚变天早就提前上演，阿萨德政权绝无可能撑到今日。

俄乌战争让土耳其跃跃欲试

正因如此，2022年的俄乌战争就是结构的松动起点，并且首先挑起土耳其的“冒险”欲：趁著俄罗斯深陷乌克兰战场，甚至还要从叙利亚抽调军力，土耳其直接宣布要在叙北展开新一轮军事行动。

归根结柢，虽然俄罗斯、伊朗、土耳其从2016年的“阿斯坦纳和平进程”创建起，就维持某种表面合作关系，但土耳其的核心诉求还是与俄罗斯、伊朗不同。俄罗斯出于打造中东亲俄支点的考量，首要目标就是冻结冲突、巩固阿萨德政权；伊朗则是把支持阿萨德政权当成中程目标，为打造“抵抗轴心”的终极目标服务。但土耳其一来是要阻断库尔德武装与土耳其东南省区的连结，二来要阻止难民源源不绝涌入境内，三来也想实践自己逐鹿中东的地缘野心，所以选择介入叙利亚战事。换句话说，巩固阿萨德政权从来不是安卡拉的首要目标。

而这也解释了，土耳其为何在2016年以前站在俄罗斯、伊朗对立面，支持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又在2016年加入“阿斯坦纳和平进程”后，四度发起对叙军事行动，分别是2016年至2017年的“幼发拉底之盾”（Euphrates Shield）、2018年的“橄榄枝”（Olive Branch）、2019年的“和平之泉”（Peace Spring）、2020年的“春之盾”（Spring Shield），而且一次比一次“冒险”。

在“幼发拉底之盾”中，土耳其的打击重点确实是库尔德武装，但从“橄榄枝”行动起，土军便开始与叙利亚政府军交火，结果当然引发俄罗斯不满。于是2018年起，普京便与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多次会晤，协调在伊德利卜设立缓冲区，但这显然不能阻止土耳其持续“冒险”，最后还是俄土两军直接交火、土耳其的“春之盾”惨澹收场，两国才正式签订停火协定：双方在接触线上结束敌对行动，并将战略要道M4公路南北两侧各6公里设为“安全走廊”，由俄土两军联合巡逻。

但即便如此，土耳其还是难改一有机会就想“冒险”的地缘惯性。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土耳其便直接在同年5月宣布：将在叙北发起新一轮军事行动，理由当然又是“打击恐怖主义”。

而面对土耳其的跃跃欲试，俄罗斯与伊朗当然都不乐见，伊朗时任外长阿卜杜拉希扬（Hossein Amir-Abdollahian）就为此在2022年6月先后出访土耳其与叙利亚进行协调，强调“土方在叙北的任何军事行动都会破坏区域稳定”；俄罗斯也从6月起不断施压土耳其“不要行动”。同年7月19日，普京更是亲自飞抵德黑兰，会同时任伊朗总统莱西（Ebrahim Raisi）、已在18日抵达的埃尔多安，举行俄土伊“阿斯坦纳和平进程”三国峰会，并且分别开展领导人双边会谈，其实主要目的就是阻止土耳其在叙北生事。

而从结果来看，土耳其并没有真的“冒险”，却也没有放弃试探：2022年11月20日，卡塔尔世界杯开幕当天，土耳其宣布对叙利亚和伊拉克两国北部发起“爪剑”（Claw-Sword）空袭，击毙184名库尔德武装分子，埃尔多安随后在22日表示，将向叙利亚发动地面攻势，结果又引来俄罗斯反对，最后安卡拉还是没有行动。

当然，2024年的叙利亚变天并非起于土耳其进攻，但土国支持的叙利亚国民军（SNA）确实参与围攻，且即便这次攻势不是土耳其主导，安卡拉对棋子“开绿灯”还是不争事实。换句话说，土耳其等了许久，最终还是“冒险”一回，过去的多次无疾而终，或许一来是找不到合适时机，毕竟反政府武装从2020年起就未发动显著攻势；二来是不确定叙利亚政府军实力如何；三来还是顾忌俄罗斯与伊朗的反对，毕竟俄罗斯虽然深陷乌克兰，伊朗却拥有调动“抵抗轴心”的巨大潜力，包括从黎巴嫩调派真主党，同时还将伊斯兰革命卫队部署在叙利亚，土耳其如果没有交火德黑兰的准备，当然不敢贸然行动。

以巴冲突重创真主党与“抵抗轴心”

但2023年10月爆发的新一轮以巴冲突，无疑抽走了支撑阿萨德政权的最后希望。

10月7日，哈马斯突然袭击以色列，引发后者大举进攻加沙，伊朗也随后调动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进行多方向牵制。双方剧烈对峙的过程中，一个新时代的中东裂痕彻底展露：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斗争结构已经式微，阿拉伯国家即便没有全面对以建交，却也不愿再为以巴冲突流血；取而代之的，是以伊朗为核心的反美、反以联盟，正与以色列、美国及其地区盟友进行博弈，还调动不少阿拉伯武装团体，准备打一场没有终点的战争。

而对叙利亚局势真正致命的，就是2024年9月急速升温的以色列、黎巴嫩冲突。这场冲突既是双方长期摩擦的结果，也是加沙战争外溢的直接表现，因为真主党从战争第一天开始，就出于救援哈马斯的考量，不断对以色列北境发射火箭，导致以方为此疏散10万居民；同时，以色列开战一年却始终无法歼灭哈马斯，也没能救回人质，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更因此与防长加兰特（Yoav Gallant）爆发冲突，后者主张应先停火争取换回人质，前者则拒绝与哈马斯达成妥协。

内外交困下，内塔尼亚胡选择升级黎巴嫩局势，转移在加沙的战略泥淖。因此9月以来，先是17日、18日的呼叫器与对讲机爆炸，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真主党的通讯管道，接著就是一系列斩首行动：20日击杀真主党拉德万部队（Radwan Force）指挥官易卜拉欣·阿基尔（Ibrahim Aqil），24日击杀真主党火箭和飞弹部队指挥官易卜拉欣·穆罕默德·卡比西（Ibrahim Muhammad Qabisi），以及卡比西副手阿巴斯·沙拉菲丁（Abbas Sharafeddine）与真主党飞弹部门高级指挥官侯赛因·埃兹丁（Hussein Ezzeddine），接下来就是27日的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Hassan Nasrallah）。以军随后在9月30日入侵黎巴嫩，与真主党地面部队激烈交火。

这件冲突的致命处在于，真主党不只是以色列北境的重大威胁，更是伊朗“抵抗轴心”的重要支点，既为德黑兰训练派往伊拉克、叙利亚、也门的战斗人员，也将自身力量部署到叙利亚支持阿塞德政权，纳斯鲁拉本人更是前述网络的重要枢纽，如今一夕身亡，真主党短期之内找不到代替者，高层指挥官又接连被杀，恐怕光是抵御以色列就已相当吃力，更遑论要撑起“抵抗轴心”、驰援叙利亚。

当然，从俄罗斯与伊朗的合作结构来看，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俄乌战争爆发前，未必会深刻影响叙利亚局势，因为俄军也是维持叙利亚格局的主心骨，但现实就是这么残酷：这轮以巴冲突偏偏在俄乌战争进行时爆发，分身乏术的俄罗斯实在无力回防。或许正因如此，从今年7月以黎冲突升温以来，俄罗斯就持续公开呼吁各方克制，但最终还是没能阻止这场兵败如山倒。

此前笔者曾在9月29日文章《真主党领袖之死：以色列、美国、伊朗、俄罗斯谁哭谁笑？》中预测，如果纳斯鲁拉之死导致伊朗的在叙部署弱化，俄罗斯的叙利亚棋局同样会面临不确定性，维稳难度也会上升。而叙利亚又是俄罗斯经纬中东的重要支点，如果这个支点动摇，莫斯科恐怕就会面临土耳其等其他势力对于权力真空的挑战竞逐。如今局面似乎也是如此。

宛如伊朗与俄罗斯的“阿富汗”

当然，阿萨德政权的“不耐打”也是一大因素。

回顾这次叙利亚变天，反政府武装只花11天就成功杀进大马士革，叙利亚政府军败退之快令人咋舌，场面更是充满历史“既视感”，令人想起2014年“伊斯兰国”袭击摩苏尔（Mosul）时，伊拉克政府军的迅速瓦解，以及2021年美军尚未完全撤离阿富汗，塔利班就已击溃阿富汗政府军、攻入首都喀布尔，时任总统加尼（Ashraf Ghani）同样仓皇出逃，美国在当地扶持17年的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也宣告垮台。

有趣的是，在类似的变天情境下，如果比较2021年的阿富汗与2024年的叙利亚，就能发现两国的社会发展、历史脉络虽然不同，却在政府军的崩溃原因上相互共鸣。

首先就是大量数字遮掩结构缺陷。叙利亚政府军与当年的阿富汗军队类似，腐败情况相当严重，还存在大量“幽灵士兵”，也就是军方虚报员额吃空饷。这种现象背后当然就是军队内部根深蒂固、经年累月的庇护网络：军方高层任命军官，更多是出于裙带关系、派系忠诚的考量，而非军事专业；被任命者上位后，也更多是利用职权攫取财富，而非精进部队战力。可想而知，这种军队看似军容壮盛，其实上了战场就是一盘散沙。

再来就是叙利亚的国家建构正如阿富汗，始终没有完成。背后原因也相当复杂，阿富汗主要是因为多民族环境加上各方大国不断介入，长期下来已经形成各自为政的民族军阀体系，即便塔利班本身是极端伊斯兰势力，却还是带有普什图民族主义的基底；而叙利亚虽相对没有复杂的多民族问题，但一度稳定的阿萨德家族的掌权结构，其实在2000年老阿萨德（Hafez al-Assad）去世后便备受挑战，更在2011年受到“阿拉伯之春”诱发的裂解力道严重干扰，国家整体四分五裂，即便后来有伊朗、俄罗斯扶持，阿萨德政权也从未真正收复全国失地，更遑论形塑统一的政治认同。

整体来说，不论是在实际战力、还是政治情感上，叙利亚政府军似乎都没有为阿萨德政权血战到底的坚定理由与本钱，尤其这个政权的存续本身就是依托俄罗斯与伊朗支持，而不是靠自己打赢内战。从某种程度来说，这次政府军的迅速崩溃，或许不全是因为忽然的集体“躺平”，恐怕还混杂了十多年来如一日的“正常发挥”；而反政府武装的势如破竹，不论究竟是HTS领导有功，还是美国、土耳其的背后策应得法，都展现比政府军更强的动员与内部凝聚力，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眼下俄罗斯与伊朗正从叙利亚逐步撤走军事资产，未来能保有多少影响力还是未知数，但叙利亚变天无疑是俄罗斯耕耘中东的重大挫败，也是对伊朗与“抵抗轴心”的巨大打击，不过这不代表反政府武装就能彼此团结、完成叙利亚的一统。对已经习惯各自为政的各路武装来说，这场变天本质上是大国游戏，内里或许更像十四世纪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所谓“阿萨比亚”（Asabiyyah，عصبية）的兴衰：“阿萨比亚”是形成人群凝聚力的纽带，在游牧阶段最强，之后随著文明进步而衰落，最后被更加新生的“阿萨比亚”取代。

从宏观视角来看，叙利亚变天起于俄乌战争与以巴冲突的跨界共振，导致13年前的“阿拉伯之春”意外重现，既牵动俄罗斯的欧亚非棋局，也重挫伊朗的“抵抗轴心”布局；而对国家建构未完、大国持续干涉的叙利亚来说，赶走了阿萨德、而没有改变底层结构，重拾过去一统其实还是相当遥远的幻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