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停滞 · 三 ｜政府准备好了吗？

当下，全球目光聚焦于特朗普上台、强势的美元美股以及中美关系，很少人关注到德国这一老牌经济体在俄乌战争后正走向衰落。如今，德国正面临新的困境，正发出经济长期停滞的信号。
继2023年GDP下降0.3%之后，日前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罗伯特·哈贝克（Robert Habeck）发布联邦政府秋季经济预测报告，将2024年德国GDP增长预测从此前的0.3%下调至-0.2%。更早之前，德国经济研究所（DIW）、伊福经济研究所（Ifo）、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IfW）等五家德国智库发布秋季联合预测报告，提出2024年德国GDP或将下降0.1%。也就是说，这可能是德国二十年来首次出现GDP连续两年萎缩的情况。如此，德国将可能是今年唯一出现收缩的G7经济体。
德国停滞，已经开始。曾经令人刮目相看的德国经济何以至此、又何去何从？将分别在《德国停滞》三部曲一一拆解。本文为该系列第三篇：德国政府准备好了吗？

德国总理朔尔茨（Olaf Scholz）本月早些时候说，由于缺乏“合作的信任基础”，财政部长林德纳（Christian Lindner）已被解职。自由民主党籍部长宣布退出由社民党、绿党和自由民主党组成的“交通灯”联合政府。由此，德国历史上首个三党联盟宣告提前解体。

11月13日，朔尔茨在联邦议会发表讲话称，他要求在12月16日举行信任投票，从而为明年2月提前举行议会选举铺平道路。原计划于2025年9月举行的大选提前到明年2月23日举行。应该说，执政各党在财政政策，尤其是“债务刹车”问题上的立场分歧，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提前选举、组建新政府能否让德国走出经济困境，保住德国在欧洲的“稳定锚”地位？

当初，在2021年9月联邦议院选举后，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作为大选中得票率增长的政党，很快就组成了所谓的“进步者联盟”。然而，这个由两个左翼政党和一个右翼政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其内部矛盾很早就埋下了。内斗贯穿联合政府的执政过程，民众对其的满意度不断创下新低。

德国政治专家、阿斯顿大学欧洲中心联合负责人特纳（Ed Tunrer）分析道，“长期以来，持低税收、经济自由立场的自民党，与社民党和绿党存在分歧。俄乌冲突爆发，由此产生能源价格危机，导致德国财政困难后，这种分歧加剧。”能源成本高之外，“基础设施没有充分适应转型、高税率和高官僚负担使德国的投资吸引力降低。当前的政府危机也是对如何让经济重回正轨存在不同看法的结果。”

在全球经济不景气以及俄乌冲突带来的次生后果影响下，德国经济陷入了衰退的泥潭。德国2024年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再次下跌0.2%，经济民生问题已取代俄乌冲突，成为选民最为关切的议题。而选民普遍认为，“交通灯”联合政府没有能力解决这些经济民生问题，导致执政三党在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以及德国东部三州议会选举中成为输家。这反过来又导致执政三党为凸显本党形象，在联合执政中进一步强化各自立场宣示，使得“交通灯”联合政府承压日益加重。

有媒体爆料，自民党高层早就在策划退出联合政府的“剧本”。11月1日，林德纳提出了一份“经济转型”计划，提出减税、削减社会福利、推迟气候目标达标时间以及反对放松“债务刹车”等势必招致联合执政伙伴抵制的要求。这也迫使朔尔茨为及时止损，主动解雇林德纳。其结果则是，“交通灯”执政联盟破裂，政府在联邦议院沦为少数。

在不断增加的国内压力下，德国总理朔尔茨不得不将原定于明年1月的不信任投票提前至12月16日。根据目前的民调，目前在野的德国基民盟/基社盟很有可能在大选后成为第一大党，并获得组阁的权利。最有可能与之组成联合政府的是社民党。但目前尚不清楚的是，两大党的得票率是否足够达到多数，是否需要再次组成一个三党联合政府。

但不论未来的政府构成如何，问题在于，在新政府带领下，德国能否走出经济困境。诚然，新的联合政府由两党还是三党构成，事关新政府在经济政策上的行动能力。毕竟，在经济治理方面的理念不同，将使得组成联合政府的各党之间难以达成妥协；即便取得某种妥协，其政策落地的情况也会像崩塌的“交通灯”联合政府那样大打折扣。

其实，“交通灯”联合政府对“德国模式”存在的问题，已经有过深入“诊断”，指出的问题包括：能源价格过高、官僚主义过多、规划和审批流程过慢、基础设施落后、技术工人短缺，以及数码化进程延误等。

对于这些诊断，基民盟/基社盟并无显著的不同意见，但为这些“病症”开出的“药方”却是不同的。而最核心的两个问题是，如何获得重振经济所需的投资，是削减社会福利以获得财政上的行动余地，还是暂停“债务刹车”机制或继续引入特别基金？以及，如何提高德国经济的竞争力，是应该延长化石能源和核电的使用期限，还是应加快能源转向和气候减排进程？

德国新政府最终将开出怎样的“药方”尚不得而知，但鉴于来自民粹主义政党的压力不断增加，新政府内部的妥协意愿势必会降低。与此同时，德国的行动压力不断上升。在美国出台《通胀削减法案》等举措后，德国政府不得不担心美国低价的能源及大幅补贴政策会吸引德国企业，尤其是能源密集型制造业外迁至美国，有关德国“去工业化”风险的讨论一度甚嚣尘上。

如今，德国各界都在大声疾呼，德国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以捍卫德国的工业区位、保持德国的国际竞争力。受德国联邦工业联合会委托所作的一份调查报告表明，到2030年，德国的经济转型过程需要1.4万亿的额外投资。问题是，在预算资金捉襟见肘的背景下，如此巨额的投入从何而来。

目前，基民盟/基社盟在“债务刹车”问题上出现了些许松动。但由于修改“债务刹车”机制需要修订《基本法》，而极右和极左政党的得票率可能超过三分之一，这意味着，德国新政府或许无法拥有修宪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鉴于新政府的行动余地堪忧，加之“特朗普2.0”很可能举起的关税大棒，想要走出经济困境的德国，注定要面对一条艰辛而又曲折的道路。德国执政联盟解散，正逢特朗普再度当选美国总统，这对德国而言绝对不是一件好事。在特朗普的上一任总统任期内，美德关系受到了真正的打击，这确实让政界和商界都感到担忧。

有分析指出，德国经济困境是历届政府不愿推行“必要但痛苦”的改革的结果，但如今面临经济停滞甚至衰退风险以及背后的结构性挑战，德国的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然而，一方面，德国自我施加的“债务刹车”限制，以及2025年联邦预算的“内斗”，意味着出台更多财政刺激措施的空间很小；另一方面，新欧盟财政规则也给德国的改革施加了压力。

据路透社报道，德国于今年6月收到了欧盟委员会要求其重新调整未来四年预算计划的文件，该文件显示，欧洲最大经济体将不得不在2025年将净支出同比增长限制在2.25%，这一数字低于今年的3.75%。这进一步限制了德国的预算财政空间。以及将在2025年举行的新一届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也意味着政策的不确定性。

朔尔茨曾在10月表示将邀请商业协会和工会共同讨论制定新工业政策以拯救德国工业，但是，鉴于今年欧洲议会选举和德国部分州选举中德国执政党的挫败，下一届政府的组成仍未可知，这些都给改革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