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眼中的尼克逊：性格复杂的他何以推动冷战结束

打开对华关系大门的美国前总统尼克逊（Richard Nixon）是一位备受争议的政治人物。在许多人眼中，因水门事件的丑闻而下台的尼克逊是一位令人生厌的右翼、反共总统。在1973年智利陆军总司令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发动政变，推翻民选总统阿连德（Salvador Guillermo Allende Gossens），建立军事独裁政权的过程中，尼克逊政府被不少人指责在其中扮演不光彩的推手角色。

然而同样有不少人认为尼克逊是美国社会难得一见的政治家。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白彤东曾写过：“其（尼克逊）政策制定不是根据民意调查，不是根据他的党派立场，而是为美国的长远利益、世界正确的方向考虑。他以极端反共形象上台，但与苏联采取缓和政策，访问当时比苏联更共产主义的中国，最终导致了冷战结束和一个更开放、和平的世界的出现。”白彤东认为，当年肯尼迪（John F. Kennedy）在总统竞选中击败尼克逊是“美国政治肤浅化开端的标志”。

与尼克逊有密切往来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他生前最后一本出版著作《论领导力》中，用较大篇幅讲叙了尼克逊的故事。据基辛格的说法，起初他并不是尼克逊的顾问或幕僚，而是尼克逊的竞争对手、前纽约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Aldrich Rockefeller）的外交政策顾问，然而让基辛格意外的是，尼克逊当选总统没多久便邀请基辛格出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后来又在尼克逊第二任期兼任国务卿。

在基辛格看来，下层中产家庭长大的尼克逊的性格复杂，一方面“他对自己的形象有一种不安全感，对自己的权威缺乏信心，陷入自我怀疑不能自拔”，“焦躁不安，不停地追求人们对他的赞誉，可恰恰是他最在意的群体往往不让他如愿”，“畏于面对面冲突”，会“喃喃自语”，另一方面他“对自己的目标了然于胸，追求目标时既果断坚决，又细致入微”，“分析问题头头是道”。性格复杂的尼克逊，有时会刻意向旁人显示并非他深思熟虑的决心。水门事件的发生或许与尼克逊的性格缺陷（焦虑、不安感）密不可分。

有意思的是，“极力追求他人尊重”、“不愿面对分歧”的尼克逊却是一位有远见的美国政治人物。基辛格说尼克逊在没有危机时，在日常事务上花的时间极少，大部分时间用来研究某个地区或某一国际局势的历史渊源、趋势，关注潜在转折点的形成与重大决定。直到尼克逊上任初期，保守派认为他是坚定的反共分子，自由派认为他可能会喜欢在海外炫耀武力，两派对他的看法均已定型。然而这都是对他的刻板印象或意识形态想象，真实的尼克逊是一个注重地缘政治与国家利益的政治人物，他认为“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其他领域内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公开把推翻一国制度作为根本目标会导致任何争议蒙上终极对抗的阴影”，他寻求相互制衡的地缘政治均势，追求把博弈、对抗纳入可预期的国际秩序或和平架构中。

尼克逊担任美国总统期间，他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摇摇欲坠之际放弃强撑危局，不再让美元与黄金挂钩，建立沿用至今的浮动汇率制；他推动美国从越南战争的泥潭有序撤离，达成解决越南问题的《巴黎和平协定》，不过该协定因水门事件的发生而失效；他与苏联缓和关系，主张用和平架构来解决美苏纷争，并与苏联达成核武器时代首份全面战略武器控制协定；他以不把中国大陆“永远隔绝在国际大家庭之外”作为政策依据，与毛泽东、周恩来、基辛格共同促成中美关系正常化；他在与苏联的博弈中确立美国在中东的霸主地位。不过，尼克逊的外交政策主要着眼于美国国家利益，未能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主权国家博弈的传统逻辑。

在基辛格看来，相比于尼克逊时期基于地缘政治与国家利益的外交政策，当今美国外交政策面临“先是狂热信心导致过度扩张，过度扩张随之又引发伤筋动骨的自我怀疑”的困境。基辛格写道：“在鲁莽的必胜主义和合理的退却之间摇摆不定已给美国的世界地位亮起了红灯。美国外交政策需要既讲究现实又富于创造性的尼克逊式灵活。”不过，在意识形态、民粹主义的叠加影响下，当今美国外交政策已经难以像尼克逊那样。当然，尼克逊背后是世界仍未有效走出霍布斯（Thomas Hobbes）状态，人类已建立有效国家，却未能建立有效世界，正如国家产生前人和人之间的冲突难以制止一样，有效世界建立之前地缘政治纷争难有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