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日本九州大学三轮宗弘｜中国与美西方 是死结还是活扣？
时隔四年五个月，中日韩重启三国领导人会议引各方关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双边会谈中确认，将推进两国的战略互惠关系，推进课题和悬而未决的问题，并表示要努力构筑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岸田文雄则在会谈中指出，日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两国，也有益于地区及国际社会。”而在谈到台湾议题时，岸田文雄表示关注围绕台湾的军事局势动向，称“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对国际社会极为重要。”此外，中日两国还就钓鱼岛问题、进口水产品措施、扩大利用部长级“日中经济高层对话”和“日中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机制”的合作，以及恢复进口日本牛肉和扩大进口大米等议题展开协调。
在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前夕，《香港01》专访了国际能源与安全战略专家、日本九州大学教授三轮宗弘。三轮宗弘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能源问题，著有《太平洋戦争と石油: 戦略物资の军事と経済》，并曾于2011年和2014年受邀来中国访问，展开相关学术交流。
台湾大陆，会紧张不会生战
访谈一开始，三轮宗弘便呈明了他对台海问题的看法。在三轮宗弘看来，赖清德“5·20”就职演说之后，大陆与台湾方面虽然紧张，且赖清德的“两国论”也被认为是一种“准台独宣言”、“变相宣战”，但此时并非北京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好时机。“中国面临一些比解决台湾更急迫的事情。”三轮宗弘指出，新冠疫情之后，中国的经济表现不佳，特别是房地产领域面临着很棘手的现况，如果处理不当，将影响民生福祉乃至政权的稳定。因此，比起让台湾海峡发生不测，北京现在更加关注的是内部问题，管控台海，保持现状稳定符合其利益。
对于赖清德的“准台独宣言”和“两国论”，大陆外交部、国台办于当天下午做出回应，对赖清德予以激烈批评，外交部长王毅在阿斯塔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议期间阐明中方立场，称“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发展与世界各国关系的政治基础和前提，也是维护台海和平的定海神针”。《人民日报》21日凌晨发文《“台独工作者”一纸空文卖国祸台》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台独金孙’只会祸害台湾子孙。”“‘台独’分裂势力的所作所为，严重损害两岸同胞利益，只会把台湾推向危险境地。”对此，“我们决不容忍、决不姑息，绝不会听之任之。”5月23日解放军东部战区进行声势浩大的围台军演，解放军东部战区发言人称此举是对“台独”分裂势力谋“独”行径的有力惩戒，对外部势力干涉挑衅的严重警告。
台湾问题不断激化的背后，是中美之间更大的博弈。对于这种大国博弈所带来的现实问题，三轮宗弘认为，目前的情况并不出人意外，有如已经变成持久战的俄乌冲突一样，美国和西方对中国的戒备，特别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互动的关注正成为北京和莫斯科逐渐拉近距离的外因。加上中国是全球能源的消费大国，俄罗斯是全球主要能源市场主要的能源供应出口国，双方在这一点上更有天然的默契。但基于历史分析，中俄今天的接近更多有两国都承受着来自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强大压力的外力因素。“因此，可以认为，北京和莫斯科的友好关系有很强的‘一时性’。这种关系能维持多久，又取决于俄乌冲突的未来走向。”
一个随时可能掀起“惊涛骇浪”的台海，对当下混乱的国际局势造成的冲击无疑是“核弹级”的。三轮宗弘表示，俄乌冲突发生后，西方对俄罗斯能源出口等领域限制和制裁让北京也同样感受到了震撼。因为即使在能源领域与俄罗斯保持密切关系，中国与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同样在包括铁矿石等在内的战略资源领域有着深度合作，这也让中国清楚认识到，一场台海冲突会让中国人付出多大代价。那么，反之与西方的关联对今天的中国来说，究竟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对此，三轮宗弘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综合考量，北京应该与美日欧采取协调路线，缓和与美国的关系，适度与莫斯科保持距离，这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是有好处的。
从中俄两国的互动情况来看，显然并没有将两国关系当做权宜之计，也没有采取“一边倒”将美西方拒之门外。刚刚开始新任期的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中旬结束访华之际，中俄发布上万字的联合声明，声明一开始就对中俄关系做了说明——“当前的中俄关系超越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同盟模式，具有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性质。面对动荡变革的世界格局，中俄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凸显出稳定、坚韧的特质，正处于历史最好水平。”该声明还说，“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非权宜之计，不受一时一事影响，具有强大的内生动力和独立价值。”与此同时，中国还在不断拓展与欧洲的关系。在普京访华前，习近平时隔5年后再度访欧，先后走访了法国、塞尔维亚和匈牙利。
中国和西方需要寻找利益交汇点
除了对国际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三轮宗弘还对中国内部正在面临的问题给予了关注和特别说明。这也是三轮宗弘对“什么是中国的当务之急”给出的判断。
对于中国经济层面正在面临的挑战，三轮宗弘说，“我注意到，包括中国内部，很多观点都认为中国当前经济出现问题，特别是房地产业所面临的危机，是多年来中国政府主导的政策上的失误和失败造成的。但我却对这种观点持反对意见。”三轮宗弘表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其经济经过了40多年的快速增长。作为一个经济体，从“对世界无关紧要”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高速增长，让其必然会经历此次的房地产危机，出现经济问题。中国的房地产危机和经济问题，与其说是中国政府的问题，不如说是中国社会走入经济发达阶段的必然结果。
三轮宗弘的研判也与中国官方对经济形势的定性相一致。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对中国经济形势这样总结道，“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基于此，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在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上积极进取，不断巩固稳中向好的基础。”现在的关键在于中国如何能够有效应对这样一次“必然的困境”。
对此，三轮宗弘表示，作为已开发国家，日本在发展过程中经历过类似的房地产危机，经济也出现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停滞。日本在应对此类危机上是有经验的，中国可以在这一领域与日本开展合作，学习日本的经验和教训，最终跨越这场危机，解决中国经济的长期问题，让中国再次拥抱一个发展的新黄金时代。“近期，日中关系不太好，两国政府缺乏基本的战略互信。我的建议是，与其投入大量资源对台施压，增加地区不稳定，希望中国政府能更多专注于解决国内房地产等经济民生问题，而拥有应对经验的日本是可以在这一领域展开合作的可靠对象。”
谈到这里，三轮宗弘再次将话题引向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的问题上，他说，和希望中国与日本在解决经济发展问题上展开合作一样，中国与美欧等西方国家也有很多交集点。“中国正在致力于实现国内社会高质量发展，致力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仅在高质量发展上，包括美日在内的西方国家作为已开发国家，在这一领域拥有先进的技术能力和管理经验。中国可以在福利保障系统、税收、法制建设、社会管理治理上，与西方进行合作，提升民生福祉，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愿景。”三轮宗弘表示，这些领域是在当前动荡时期中国与西方能够容易开展合作的领域，也非常有助于降低中国与美日欧等西方国家关系的紧张程度，缓和局势，维护全球和平稳定。
尽管如此，在多重复杂的内外政治力学作用下，当前中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各自面临的内部具体情况，使得这种看似容易的合作接点的对接也变得困难重重。但无论何种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处于核心的大国政治家们需要为人类文明进程中的这个大时代做出负责任的“决断”。
（九州大学大学院地球社会统合科学府在读院生刘海鸣对此文亦有贡献）